人质死亡后,我被“暂时停职”。
消息下达时,是在走廊尽头的会客室,窗户上贴着磨砂纸,阳光透不过来,只有墙角不断滴水的旧空调响个不停。组长站在我对面,语气机械得像复读机:“风哥,你先配合下内部调查,别想太多,走个流程。”
我没说话。
我知道这不是走流程。
这是——把我放进筛子里,看我到底漏不漏底。
最开始的确只是程序。
我被要求上交配枪、终端、个人记录仪,搬离宿舍,接受行为分析小组的一次初步问询。正常情况三天结束,报告归档,重新编入行动组。
但三天过去,没有任何动静。
五天,七天……
尸检报告提交上来,弹道比对完成,现场录像反复对比分析。
我开枪的延迟时间,被定格在0。8秒——
0。8秒。
一个专业特警能在0。3秒内完成举枪、锁定、开火。而我,比标准反应慢了将近一倍。
调查组的质问越来越尖锐。
谈话室的灯换成了高频白光,墙壁由原本的灰绿色,换成了偏冷的青白——这是心理干预专用调色,用来压制焦躁和攻击性。
他们对我说:“你当时为什么犹豫?”
“你是不是在现场,受到了‘外部干扰’?”
“你知不知道,你那一秒钟的延迟,直接导致了人质的死亡?”
我咬着牙,不说话。
说了——阿星会出事。
不说——人命就落在我头上。
有几次,调查官故意把照片摊在我面前,是那名死者的遗体。
“你在顾忌什么?”
我低头盯着照片,像在看一具模糊不清的尸体,眼睛却始终是干的。
心理科也找我谈话了。
主治医生叫赵璇,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穿着极简风格的长裙,不染指甲,不画眼线,声音轻柔得像慢性毒药。
她对我格外敏感。
总能从我一呼一吸之间,判断出哪句话是撑出来的、哪句是扯谎。
“你怕开枪?”
这是她第三次问我。
我沉默太久,头埋进掌心,像被什么困住了。
她叹了口气,在记录表上写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