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头望向村口高悬的“劳动最光荣”横幅,目光落在横幅下正在给自行车打气的曾阿牛身上。
曾阿牛穿着草绿色治安制服,腰间皮带上挂着警棍和生锈的手铐,正踮脚给自行车链条上机油。
听见脚步声,他抬头看见老人慈祥的面容,慌忙立正敬礼——大盖帽险些滑落,露出鬓角未剃干净的胡茬。
“同志,这岗亭每天能处理多少事?”老人背着手,饶有兴致地盯着岗亭墙上张贴的《治安管理条例》,其中“偷摸扒窃者,先教育后罚款,屡教不改者交派出所”的条款用红笔圈了又圈。
“你,你是领导吧?鹏城的领导?”曾阿牛愣了愣,他做这个治安队长,有些日子了,平常也去辖区开会,也见过一些领导,大多都是这派头,就是没有眼前这老人有气势。
“什么领导不领导,大家都是同志。”老人家呵呵一笑。
得,听这话,一定就是大领导了。曾阿牛喉咙咕咚一声,放下手中的机油壶。
“昨天刚抓了个摸工人钱包的二流子,关羁押室里审了半宿,今早才送派出所!”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补充,“那小子偷了三张十元大团结,够买半头猪了!”
老人点点头,目光转向远处的建筑工地。三栋正在崛起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刺破天际,脚手架上的工人如蚂蚁般攀爬,高音喇叭里传来《社会主义好》的激昂旋律。
曾阿牛顺着老人的视线望去,胸脯不自觉地挺得更直——他参与了工地的夜间巡逻,知道这几栋楼将来要装“会自己上下的箱子”(电梯),顶层还要停“铁鸟”(直升机)。
穿过用竹席搭建的工地大门,迎面撞见戴着草帽的老村长。
他正蹲在沙堆前,用旱烟袋指着图纸上的红色标记,朝包工头大声嚷嚷:“哥哥仔村长说了,这地基得抗住十级台风!你要是敢偷工减料,老子把你扔进海里喂鲨鱼!”
“老村长,这位同志想看看楼房。”秘书上前轻声提醒。
老村长抬头,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他以前那些年,走南闯北,四处当标兵,抓资本主义尾巴时,偶然间见过这位。
却不曾想,这么多年过去,居然还能见到。
这位可是了不得,有眼光,有学识,有远见的人啊。
没有他,哪有现在渔民村的新风向啊!
老村长此刻喉头滚动,竟说不出话来。粗糙的手掌在裤腿上擦了又擦,才敢伸出去:“您、您可来了。。。。。。咱渔村盼着您来看看呢!”
老人笑着摆摆手,指了指正在浇筑的地基:“听说你们要盖
49层?有人说你们‘胡闹’,我看挺好。”
他弯腰捡起一块沾满水泥的砖块,在手里掂了掂,“当年修红旗渠,老百姓用双手能劈开太行山,现在有了钢筋水泥,为啥不能盖高楼?”
老村长眼眶发热,从裤兜掏出皱巴巴的蓝图:“这是哥哥仔村长,就是陈暮村长画的,说以后每层楼都有自来水和‘洋茅房’(卫生间),楼顶要装红色的大喇叭。”他突然想起什么,神秘兮兮地凑近,“您猜这楼叫啥?叫‘渔民大厦’,等盖好了,要在楼前立座雕像,刻上‘劳动创造幸福’!”
老人朗声大笑,笑声惊飞了脚手架上的麻雀。
远处,塔吊的轰鸣声中,一群工人扛着水泥袋鱼贯而过,每个人的安全帽上都用红漆写着“渔村建设队”。
老人注意到,他们胸前别着的徽章不是常见的“为人民服务”,而是一枚金色的渔船图案,船头镌刻着“闯”字。
老人将砖块轻轻放回沙堆,目光越过工地,落在不远处用木板和帆布搭建的临时校舍上,那里传来孩子们参差不齐的读书声。
这个也是老村长提议,既然要建造学校,那不如现在就建个临时的,让孩子们就近读书,免得每天跑一二十公里去上学。
而这么远,很多家长就不让孩子上了。
反正也是要请老师的,就先请过来,提前培养感情,顺便看看老师行不行。
不行就立刻换,免得建成之后,耽误孩子。
所以,就在这不远处,搭建了一所临时学校。
“听说你们要办从娃娃到高中生的学校,还打算盖
49层的楼当校舍?”他转头看向老村长,眼中带着探寻的意味,“这想法不小,钱从哪儿来?又怎么让娃娃们安心读书?”
老村长慌忙把旱烟袋别回腰间,从衣兜里掏出被汗水浸得发皱的笔记本,翻到夹着铅笔头的那一页:“领导您看,这是哥哥仔村长画的草图。最底下五层是幼儿园,塑胶地板、滑梯秋千都得有;中间三十层是小学和初中,每层八个教室,还得有实验室、音乐室;最上面十四层是高中部,顶楼要建个天文台!”
他用指甲戳着纸上歪歪扭扭的线条,“陈暮说了,以后这楼就是‘知识的灯塔’,晚上亮起来,十里八乡的娃都能看见!”
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着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标注。
在“图书馆”一栏旁,用红笔写着“目标十万册藏书”;“计算机教室”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方块,标注“要买洋人的电脑”。
“教师从哪儿来?”老人突然发问,“总不能让泥腿子教娃识文断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