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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在马上治天下（第6页）

薄氏女子刚刚进宫时一直期待刘邦能召幸于她，但经过漫长的等待，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看到别人夜夜欢声笑语，备受恩宠，可自己这儿却是冷冷清清，一个人苦熬着漫漫长夜。想到这些，薄氏女子就常常泪流满面。突然听到刘邦驾临，让她不知所措，竟也来不及装扮自己。她战战兢兢地起身欢迎，刘邦看到这个女子干枯瘦弱的身材，哭肿的双眼，连最基本的装束都没有，顿时兴趣索然，转身就想走。这时，薄氏女子鼓足勇气，拉住了刘邦的衣袖，跪在地上禀告说昨夜梦见苍龙缠绕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竟与龙交合起来，她问刘邦此征兆是何意义。刘邦这时正处在与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时刻，听了薄氏的话，就图一个吉利，留了下来，就是这短暂的一夜恩情，薄氏竟然产下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文帝刘恒。

虽然如愿地生了贵子，在母以子贵的封建社会，薄氏并没有如自己当初想象的一般，攀龙附凤，彻底改变自己低贱的身份地位，她仍旧是个姬妾，没有当上妃子。而刘恒也因为母亲不受宠爱的原因，很少与父亲见面，更不用说沟通，自然也不被刘邦喜爱。母子二人一直在宫中小心谨慎地生活。

刘邦一共有8个儿子，其他孩子在吕后时期的结果都很不幸，唯独刘恒因为薄姬不受宠，没被吕后嫉恨，母子两个反而因此得以保住了性命，这或许就是天意。

汉高祖十一年，只有8岁的刘恒就被立为代王，封国在今山西中部。在当时这是偏远地区，也恰恰是这样使得他们母子及早地远离了政治中心，与汉廷的权力斗争没有多少牵连。在吕后死后，周勃平息叛乱，大臣们商量准备把大权重新还给刘家掌管。众大臣推选皇位继承人是经过综合考虑的，他们否定了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最后一致推举了代王刘恒。刘恒以这种边缘人的特殊身份，得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功臣集团和其他没有希望得到皇位的刘氏宗室的一致认同，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刘恒为人宽厚仁爱；其次，他的母家（即薄姬母家）没有任何势力，绝对不会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另外，所有刘氏子孙中只有刘恒背景最为单纯，他当上皇帝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就是在这些诸多复杂的原因之下，刘恒成了最终的受益人。

文景之治

大汉建国之初，高祖就致力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惠帝、吕后继续秉承这一政策，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打下了基础。文帝即位后，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再经景帝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文帝仁孝宽厚，即位之初，就连续下了两道诏书--《振贷诏》与《养老诏》，表明他爱护百姓、体恤民情、关心老人和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态度。出于对农业与农民的担忧和关爱，文帝二年（前178年）春，他又下诏明确表示要以农立国。同年九月再下诏书，强调农业是天下苍生之根本，民倚之为生。

在推动恢复与发展农业方面，文帝本人率先垂范，不遗余力。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春，为了劝课农桑，文帝亲率百官耕田，并命皇后率后宫众人采桑，以为天下表率。为了提倡节俭之风，他还以身作则，裁减了自己的侍卫人马。此后，朝廷又多次重申劝农之旨，倡导重农风气，对官吏中劝农不力者加以惩戒，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

在各地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吏员，通过适当的赏赐，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农业与气象关系密切，各种自然灾害严重地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后元年间，水旱、蝗虫等天灾频繁，粮食歉收。朝廷对此十分忧虑，遂下令各级官员，命令他们一方面查实灾情，另一方面要反躬自问，是否因以前过度的奢靡而使百姓无力抗灾。为了战胜天灾，文帝与丞相、列侯商议后下令：各级官员都要献计献策，凡是有利于百姓脱离困境的皆可直言，勿须隐瞒。

为了切实减轻百姓负担，朝廷要求各级官府减少铺张，尽可能地少向百姓征收徭役。

2-15文景之治时期的车水马龙

农民负担，无外乎赋税徭役。汉时朝廷规定的赋税和徭役主要有田赋、算赋、更赋、户赋、献赋等。为了鼓励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朝廷大规模地减免农民的租税负担。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朝廷把农民交十五分之一的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在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朝廷再发诏书：免收天下租税。文帝在位期间，朝廷有13年没有向农民收取租税。这样的政策在农业社会里是极为罕见的，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此外，朝廷还把每年的算赋，由过去每人每年120钱减至40钱，徭役则由每年服役一个月减至每三年服役一个月。为了鼓励生产，朝廷还开山河之禁，把原归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山林资源向百姓开放，任民垦耕。

由于实行了种种鼓励生产的政策，农业生产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民间贫困日久，国家仍无积蓄。奢靡淫秽之风日长，百姓纷纷弃农经商，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正常发展，从而也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早在文帝执政初期就有人提出，百姓之所以饥饿不饱，多是由于从商者众多，威胁了农业生产。

政论家贾谊、晁错等人很早就洞察了这一问题及其症结所在。贾谊斥弃农经商、奢靡淫秽为天下之大残、大贼，指出弃农经商者日众给社会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种粮食的人少而吃粮食的人多，是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他提议朝廷要重农抑商，使天下人皆自食其力。晁错进一步建议实行贵五谷而轻金玉的政策，推行轻爵贵粟的措施。

为了彻底扭转农商的本末倒置，朝廷采纳晁错与贾谊的建议，招募天下民众保粮安农。朝廷规定：凡是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赐爵，可赎罪。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六百石即赐上造（二等爵）爵位，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五大夫（第九等爵）爵位，运到一万两千石的赐大庶长（第十八等爵）。等到边疆的粮食既足，即可储备到各郡县；郡县储备满一年，免收田租。这样一来，粮价就不会过低，农民就不会穷则思变。国家保住农业这个重心，社会也就安定了。

文帝元年，按照大臣的奏议拟立“太子”。因为文帝为代王时，代王后及其所生4子相继病死，刘启成为长子，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其母窦姬也立为皇后。从此时起，年仅8岁的刘启生活在皇宫里，接受着正规教育，也亲身领略着文帝的施政方针与生活作风。这对他积累经验和政治成熟不无影响。文帝死后，刘启继位，是为景帝。

景帝刘启大体上继承了父亲的执政策略。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从事垦荒，还规定男子20岁开始服徭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样就能为社会多留一些青壮劳力，以便于发展经济。

由于文景期间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尽管政府不断减轻租赋，国家仍然积聚了大量财富。到汉武帝即位之初，京城的各个府库装得满满的，据说钱库里的钱多得数不过来，串钱的绳子由于长久不用，都年久朽断了，铜钱散落遍地几乎无法清点。太仓里的粮食旧的还没有用完呢，新产出的粮食就又储存进来了，装不进仓库的只能堆在仓外，很多都被风吹雨打坏掉了。民间普遍养马，田野布满马群，这同汉王朝初建时那种窘困现象是完全不同的。

正是文、景两位皇帝的努力，才使得汉朝根基得以稳固，人民安居乐业，一片繁荣景象，为汉武帝开拓疆土、通使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王之乱

在汉朝初年，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的过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同姓王在最初的时候只有几个，到了汉文帝年间，已经增加到十多个，其中领地最大的有齐、楚、吴、荆、燕、淮南等。

这些诸侯国所占领土的总面积，合起来占西汉土地的大半。并且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也拥有很大的支配权，可以自己铸造钱币，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说就是国中之国。而由汉朝皇帝直接统辖的地区，只有15个郡，并且这15郡当中，还有很多列侯和公主的领地，真正属于皇帝管辖的地区，也就只有10个郡左右。这样的局势让很多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不安，他们意识到这一社会现象的严重性，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这时，汉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错站了出来，他担心这样的局面若持续下去，会引起叛乱，甚至把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汉朝天下瓜分得四分五裂。晁错对汉景帝说：“吴王刘濞不来上朝，按理应当将他处斩。先帝仁慈宽厚，对他宽大，可他反而更自大狂妄，不思悔改，越来越傲慢。吴王在其封地内开山铸钱，煮海为盐，并且招兵买马，准备叛乱。如果陛下不及时削减他的土地，一定会养虎为患的。这样的话，将来就不好收拾局面了。”

汉景帝刘启平素就很欣赏晁错的才华，晁错提出了“削藩”的建议，得到了汉景帝的同意。然而同时，汉景帝又有一些顾虑。汉景帝对晁错说：“削地固然好，可怕他们造反啊！”晁错宽慰汉景帝说：“如果削地要反，不削地也要反，那么他们现在造反，对陛下和社稷的危害还小些；如果等他们势力强大了再造反，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汉景帝前思后想，认为晁错的话很有道理，于是终于下定决心削藩。

2-16汉景帝

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劝谏皇上削藩，特地从老家赶到京师劝阻儿子。晁父说：“你身为御史大夫，位高俸厚，你怎么不安分守己，好好度日，反倒多管闲事、自寻烦恼呢？各诸侯王都是皇室的亲戚，你能管得了他们吗？你削了他们的封地，他们必定会怨恨你，你图什么呢？”

晁错回答父亲说：“怨恨是必然的，但如果现在不削地，国家就会不稳定，这样下去，天下总有一天会大乱起来的。”晁父听了，叹气道：“这样下去，刘家是安全了，可我们晁家就大难临头了。我已经老了，实在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啊！”晁错再三劝导父亲，可老人依旧只是叹气。

后来，晁父回到老家，就服毒自杀了。父亲自杀的消息传到晁错耳中，他非常伤心，可削地一事关乎国家安危，千秋社稷，他必须去做。

汉景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先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一部分土地。随后商议着要削减吴王刘濞的封地。吴王刘濞得到这个消息，心想，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先发制人。于是，他联络了楚、赵、胶西、胶东等七个地区的诸侯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七国之乱”。

汉景帝没想到吴王刘濞能联合七个诸侯王一起来反叛自己，而且叛军声势浩大，心中不免惊惶。他想起先帝汉文帝临终遗言，就派了善于治军的将军周亚夫去讨伐叛军。当时，朝廷上有人嫉妒晁错，想把七国起兵叛乱的责任推给晁错。这些人对汉景帝进谗言说：“七国造反，是为了诛杀晁错。

如果陛下能够答应他们的要求，杀了晁错，赦免七国无罪，并将原属他们的封地归还给他们，他们的要求被满足了，自然就会撤兵的。”汉景帝早已没了主意，便听信了这番话，说：“如果真的这样，我又何必舍不得晁错一人呢？”于是，汉景帝批准了腰斩晁错的奏折，并下诏让七国速速退兵。

吴王刘濞听说汉景帝腰斩了晁错，哈哈大笑说：“晁错该杀，但杀得晚了，我现在已经是东方的皇帝，还接刘启的诏书何用呢？”说完他继续长笑，并下令继续向长安进军。

不久后，校尉邓公回到朝廷来汇报军情。汉景帝见了邓公就问他：“吴楚七国是不是知道晁错已经死了，他们愿不愿意退兵？”邓公回答说：“吴王早就有意谋反，他处心积虑，准备了几十年。这次，因削地而叛乱，打着诛晁错的招牌，只是借口而已。想不到皇上真的把晁错给杀了，今后恐怕再也难有人敢替朝廷替皇上出主意了。”景帝听了，心中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但是，幸亏景帝仍记得父亲留给自己的遗言，起用了周亚夫作大将去平定叛乱。周亚夫将军治军严谨，用兵巧妙，他避免跟吴、楚两国的叛军正面作战，只是派一队精兵断绝了叛军的粮草运输。吴、楚两国军队没有了粮食的供应，自己就先乱了起来。相持几日后，吴楚军队就绝了粮草。周亚夫看此情景，认为时机已到，就立即调兵遣将，他又亲自率领将士出击，把吴楚军队打得人仰马翻，一败涂地。

吴楚是带头叛乱的两国，他们一败，其他的国家也就不战而败了。几个月内，七国之乱就被平定了。

汉景帝平息七国叛乱后，吸取教训，采纳了当初贾宜和晁错的方针，对各个诸侯国实行分而化之的策略，将吴、赵等诸侯国，分割成几个小国，大大削弱了它们的力量。同时，规定诸侯王不得“治国”，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汉廷，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国征收租税，不许干预地方的行政，权力大大削弱了。随后他又裁减王国的御史大夫、廷尉、少府等职官，剥夺和削弱了诸侯国的政治权力。

从那以后，统一的集权制度战胜了地方割据势力。从此，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社会进一步得到安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才有了可靠的保障，对维护西汉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汉武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