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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淫；换句话说男女交合愈不能尽情，愈觉得为淫。”“淫”即“不称其职”，也即滥用之意。从艺术家的眼光看：“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张竞生调侃地说，这种释义，是周君那种“专门误会为能事”，耽于呆蠢法、歪缠法的使人可憎的“中国式的科学家”，是完全不懂的。说到科学一层，张竞生认为：“一切事物皆是生动变迁的。一切定则皆是相关的。无有一件事物永久不变，而同在一件事物中，随了各人的聪敏智慧与时间空间及速力的关系而可变为无数的现象。所谓科学的定则为事物万世不易的条理，应合万人一样的口调，皆是傻的蠢的科学家死成法的瞎说。”因此，要成为一个真的科学家，必须“以常识为基础，以哲学为依归，而以艺术为方法”。周建人批驳张竞生“就性的事实说，当然是科学的事，便对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艺术的”为伪科学，他认为：“科学能够学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学或学不会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做别方面的工作，不必说一句话一定要戴了科学的面目来说。因为不合于近代科学的科学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为有害，无科学不致妨害科学，而伪科学是能使科学混乱，它不能增进科学，反而要阻滞科学。”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7）

性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之争。对于性教育运动，周建人与张竞生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周建人看出了危机，张竞生看出了意义；周建人侧重于普及性知识，张竞生着眼于普及与提高并重。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两位性学先驱在观念形态上的激烈交锋。

周建人在探讨性教育时提出了广义与狭义的概念：“狭义的性知识，目的在使青年对于性器官和行为知道摄卫和节制，希望花柳病的传染，及不负责任的性关系可以减少些。”“广义的性教导”，则是“泛讲性的真理和恋爱的意义等等”。张竞生则认为：“依我意见，应分为二项工作的进行：即一方面应从通俗上着想——而一方面应从提高上努力。凡能将性的知识，普普通通地介绍给人，这是一种通俗的工作，原是最好不过的，当然为我所欢迎。但是应知此项通俗的工作，乃仅仅为一种普通常识的应用，不是除此之外便禁人不可有再进一步的研究与运动。”张竞生举例说，他的第三种水与性部呼吸的发现与研究，就是在提高上下工夫，即使“此等提高的工作完全失败，我们尚当继续去做，因为人类知识之所以能够日进月增者，全靠有一班人肯冒险去做提高的工作”。可惜周建人每每对这种冒险的工作发生误解，把“丹田呼吸”当作“可恶的道士思想”加以反对，把男女交合重灵的提倡视为女子权供男子娱乐的器具。在张竞生看来，周建人甚至故意曲解张竞生的原意，以混淆视听，打击对方。张竞生说：“如说我提倡裸体，便是提倡‘可恶的野蛮风俗’；如说我提倡情人制，便是提倡‘可恶的乱交制’；如说我提倡使女子出第三种水，便是提倡‘可恶的淫水’；其他其他，尚多尚多。

你愈胡闹，我愈有文章可做。你愈摆起科学家的架子来，我愈有打破科学家的张天师符咒。”

张竞生与周建人争论到最后，彼此已经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也就很难对性教育本身再进一步作心平气和的探讨，争论遂告中止。

相对于周建人，初出茅庐的潘光旦对张竞生的批评火力更密集，姿态更凌厉。潘光旦，1899　年8　月13　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一个缙绅之家，1913　年赴清华学校求学，前后长达九年；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6　年回国后在上海政治大学任教，1927　年5　月1日起任《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编辑。

潘光旦对于性问题的兴趣始于十二岁时对于一本日本医师所著的关于性卫生的书的阅读，二十岁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逐一借阅了霭理士七大本（原为六本，后又增加一本）的《性心理学研究》，赴美留学时又主修生物学。因此，在性学研究上，他与张竞生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性伦理观不同，潘光旦持既满足性欲又节制性欲的态度，张竞生却主张打破一切性禁忌，充分享受性带来的快乐；其次是学术训练不同，潘光旦讲究言必有据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张竞生则追求灵光一闪的哲学把握。留美归来的潘光旦以渊源有自、训练有素自命，当他刚刚就任《学灯》副刊编辑时，忽然发现坊间正在悄然流行着一种新杂志——《新文化》，该刊主编张竞生大谈性教育和优生学，“口气极大，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以提倡优种学自居，并大言不惭优种之‘方法’”。潘光旦正想找米下锅，没想到张竞生却撞到枪口上，于是当即写下了《〈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发表在5　月5　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6　月14　日、24　日又分别撰写发表了《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等，对张竞生进行全面的清算。在《〈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中，潘光旦先抛出张竞生的观点作为靶子：“故讲优种者，不能不从结胎时入手，而结胎的关键，又不能不从女子的第三种水入手。”然后从“色情亢进无可居奇”、“色情亢进与受精之关系”、“色情亢进与排卵之关系”、“复非卵之统计与其原因”、“对于优生学之误解”等五个方面层次推进，驳斥张竞生“似科学非科学，似艺术非艺术，似哲学非哲学”的性育文字的荒谬。在《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一文，潘光旦把《新文化》与《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这些街头小报等量齐观，严肃地指出：“不正确的性的刊物，虽不能直接目为淫秽，但是它引人入歧途的力量，和淫书差不多，前者在感情方面诱惑读者，后者在事理方面欺罔读者。”并以“精神生活的健全”、“教育的训练”、“社会道德的动机”为标准，对张竞生作为性教育者的资格提出质疑。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8）

潘光旦有科学家的缜密，又有少年人的才情，在他的攻势之下，张竞生似乎难有招架之功，他只是在《新文化》1927　年第四期发表了《又出了一个怪头》，指责潘光旦“动不动以假科学加我罪名之上，可见他们骂人者有一致的组织了”。草草地作了回击，在逻辑力量上确是比潘光旦稍逊一筹。在《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一文中，潘光旦更以春秋笔法及科学主义讥讽张竞生：“近则有以专家自命者，著书立说，以欺罔一般社会。……据理驳斥之者，自不止一人，则彼又指为骂人者有团体，有组织，专与彼为难；又或疑一人而拟数名，作数稿，投登数种刊物，以示其势力之雄厚。”潘光旦还引证外国学者的理论，暗指张竞生患有夸大狂与偏执狂。

潘光旦对张竞生带有明显的偏见和嫌恶之情，时过境迁，潘光旦还不忘捎带着对张竞生的批判。1933　年9　月2　日，潘光旦在《华年》第二卷第35　期发表了《“性学博士”被控》，指出对张竞生这类“专家”有需要“专家研究与诊察的地方，法律的制裁是不中用的，至多只好算做第一步”。1941　年12　月，潘光旦在《〈性心理学〉译序》中，含沙射影地指斥张竞生迹近庸医。张竞生的性学理论容或有错误甚至荒谬之处，但指其欺世盗名却是言过其实的，这样的批评也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张竞生对待性学研究的态度，与周建人、潘光旦一样，是严肃认真而又怀抱某种强烈的使命。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识范型。正像潘光旦所概括的那样，张竞生的性学理论“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这种非驴非马，由真到美的知识范型，是对传统的颠覆，也是对现代的瓦解，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东西。而周建人、潘光旦的文章，只要是涉及性科学或者节育方面的问题，都会一一注明出处，显示了中规中矩的科学素养。另外，在思维方式上，潘光旦强调中和位育、发皆中节的中庸之道与圆融境界，张竞生却极力倡导“极端”，他认为“唯有从极端的情感，极端的智慧，极端的志愿，三项上去讲求，才能得到我人心境上的美丽与成绩的巨大”。张竞生的极端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是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的。这或许才是张竞生不见容于学界、不见容于社会的深层原因。他的编写《性史》，出版《新文化》，开办美的书店，在传统势力，甚至在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看来，不仅是极端的，而且是异端的，就像惊雷一样，霹雳一声之后就归于沉寂，昙花一现之后就走向失败。

在《新文化》时期，张竞生还与夏尊、潘汉年、章锡琛、梁实秋等人展开了论战，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的有《调笑〈一般〉之所谓主干也者》、《是也上海流氓的一种》、《勉新女性编者章锡琛君》、《时事新报——研究系尾巴》，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党派恩怨，但更多的是张竞生对攻击他的所谓性部呼吸与道士思想的辩解与反驳。

耐人寻味的是，从未与鲁迅发生任何冲突的张竞生，却因为鲁迅的一篇文章和一条注释，而使张竞生蒙受了不白之冤，“遗臭”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负面影响比任何其他一位当年与张竞生正面交锋过的人都要强烈得多和深远得多。1930　年2　月1　日，鲁迅在刚刚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书籍与财色》一文，该文针对当时书籍促销采取打折和赠送裸体画片的做法，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并以张竞生为反面教材作进一步的剖析。他在文中写道：“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轻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在该文末尾张竞生的词条下，有一段这样的注释：“［张竞生］1926　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1927　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洞幽烛微，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但在对张竞生的批评上，鲁迅仍停留在以女子的色相作为书籍的促销手段，雇用女店员是迎合窥淫者的某种阴暗心理这样浅表的层次，没有超越世俗的偏见与庸俗。以鲁迅的深刻与卓越，竟然得出这么漫画化的张竞生，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实上，张竞生雇用女店员，固然有商业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体现了张竞生推动妇女解放，促进妇女就业的一贯思想。妇女就业问题，是妇女解放的中心问题，他要身体力行，在自己创办的美的书店中率先招募女店员，以此来打破社会的偏见，为妇女的真正解放创造条件，多做一些实在的工作，而不只是空喊口号而已。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其精神自传中指出，女性的解放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镑”为基础的。没有充分的就业，没有经济的独立，妇女的解放只能是永远的空中楼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竞生在现代中国第一次雇用女店员，第一次为女性提供就业，其先见之明与拓荒之功，是不可低估的。可惜鲁迅见不及此，只是以“商业文化”来定义和挖苦张竞生，后来者更以“色情文化”来窄化和丑化张竞生，并且奉为经典，视为不刊之论。直到200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鲁迅全集》，张竞生词条的注释里“宣传色情文化”才被修正为“［张竞生］是我国提倡性教育和节制生育的先驱之一。”

长期被遮蔽的真相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但历史却投射了太长太长的阴影，几乎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隧道。在人与环境共谋的社会这头怪兽面前，作为个体的张竞生，只能在历史的阴影中挣扎，并等待时间的漂白，这是张竞生的命运，他别无选择。

五、烟霞洞系狱（1）

1929　年初夏，黄浦江的热风愈刮愈猛，偌大的上海闷得像个蒸笼。自从美的书店倒闭后，张竞生百无聊赖，整天躲在法租界丰裕里修订由美的书店初版的《卢骚忏悔录》，计划由上海世界书局再版。在译序中，张竞生写道：“毁誉原无一定，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世人蠢蠢固不知贤者之心情，而贤者正不必求世人之谅解。其或有能谅解的，又因妒忌之故而不肯说句公道话，以致贤者不能获直于当时，使其怀抱不能全展，社会因此亦大受其亏。究竟是社会害贤人，抑贤人害社会呢？”

究竟是社会害贤人，还是贤人害社会？张竞生推己及人，知人论世，以卢梭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反思自己的坎坷经历和不平遭遇，张竞生能不发此天问，能不感慨系之？

忽然有一天，出走了两年多的褚松雪又像幽灵一样回到了法租界的家里。国民党及汪精卫一伙“武力清党”后，瞬息之间，武汉三镇腥风血雨。短短几天内，湖北发生捣毁党部、残杀党员的县已达35　个之多。第三十五军团长段某在一个镇上就枪杀了二十多名共产党员；第十五军一个团长不仅捣毁了汉川的工会、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还强行押解妇女协会会员裸体游行。处此非常之变，褚松雪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她甚至对革命产生了动摇和恐惧，曾经给她带来荣耀的湖北妇女协会已被摧毁殆尽，她无处藏身，也无事可做。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褚松雪悄悄离开了武汉，潜回上海。

张竞生本来不想理她，甚至不让她进门，这样的女人，真是让他受够了。但是看她那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想到儿子哀哀无告的可怜，张竞生心软了。出走的娜拉，重新回到旧日的屋檐。

几年的奋斗，付诸东流；曾经的辛劳，化为乌有。张竞生感到疲倦，也感到厌倦。既然破镜重圆，就苟且偷安。况且，现在一切的生活来源都断绝了，居上海已大不易。于是，张竞生决定带上褚松雪和五岁的儿子张应杰，前往杭州西湖山顶的烟霞洞暂住一段时间，先过了这个暑假再说。

烟霞洞，仿佛一个神仙洞，隐伏在杭州的山水之中，镶嵌在西湖的胜景之上。该洞相传发现于五代后晋开运元年，因洞壁顶部密布大小玉乳，晨昏之时，阳光斜照，闪烁斑斓异彩，宛若绚丽烟霞而得名。这里樟树、松树杂然相陈，蓊蓊郁郁，浓荫蔽日，依山而建的卧狮亭、吸江亭、陟屺亭和品霞撷秀轩，是避暑消闲的好去处。

宋朝诗人蔡襄有诗咏烟霞洞，诗云：新晴特地入烟霞，道并南山转更赊。

幽磬过邻溪口寺，众鸡鸣午野人家。

洞深随溜先如雨，石古笼藤乱放花。

潘岳小园犹作赋，轻轩选胜乐无涯。

这样的地方，正是古今文人趋之若鹜的地方。1923　年9　月至12　月，胡适以养病为名，在这里与他的情人曹珮声度过了“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并差点引发他与江冬秀的离婚。这是胡适一生中感情生活最驳杂最浪漫的一页，他回京后还写了几首情诗，其中一首《秘魔崖月夜》，诗云：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踏月沉思——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