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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票不能有效回收，这次活动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孙伏园越想越着急，遂于1　月29　日在《京报副刊》刊登《启事》：“青年爱读书”投票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战事影响，寄递迟缓者，在二月十日以前仍一律收受，发表期改在二月十日以后。又，“青年必读书”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全国热心教育诸公，无论收到本刊的公启与否，务望从速选填赐下，不胜盼祷。

孙伏园双管齐下，一边在报上刊登启事加以催促，一边在报上登出讨论文章，答疑解惑，引起注意，扩大影响。1　月6　日，《京报副刊》刊出了读者汪震《二大征求的疑问》的来信。信中问道：“我对于这一次征求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所谓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孙伏园在报上回信说：“我的本意，‘青年爱读书’是希望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与大中学生年龄相近的人投票，‘青年必读书’是希望热心教育的学问家著述家和全国的中学教员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第一年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这一招还真灵，立刻又引来不少来信，讨论十分热烈，问题也五花八门。比如有一个叫杨天木的读者来信说，副刊举行二大征求极有意义，最后汇总公布也将很有价值。但有一项不明白的，就是“爱读征求”何以必先悬十部之数。“必读者”限定十部，还有几分理由；至于“爱读书”亦定出十部作陪衬，这是什么道理呢？试问那些号称博览群书的人，百读不厌的书又能有几部呢？孙伏园认为这个杨先生讲得有道理，从善如流，对其意见照单全收，并在报上予以答复，说现在就遵从杨先生的劝告，正式地把说话转过一个调子，说爱读书的“十部”二字只是最大限，举不到十部的尽可从缺。

四、读书之争（3）

最后截止的时间终于到了。“青年必读书”的征求结果出人意料，令人满意，前后共收到“名流学者”们的答卷七十八份。按照时间上先来后到为序，从2　月11　日起陆续在《京报副刊》公布征求结果，先刊登“名流学者”的“青年必读书”书目，再刊登“青年爱读书”

的书目。

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是北大教授胡适之。他的书目是：《老子》（王弼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闲话》）、《论语》、王充《论衡》、崔述《崔东壁遗书》、柏拉图《申辩篇》、《斐多篇》及《克里托篇》、《新约全书》、穆勒《论自由》、莫利《契约论》、杜威《我们怎样思想》。

接下来2　月12　日刊出了梁启超的书目：《孟子》、《荀子》、《左传》、《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习录》、《唐宋诗醇》、《词综》。在附注里，梁任公还说明了之所以这样选择的三项标准：一、修养资助；二、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文学兴味。近人著作，外国著作不在此数。

第三个在2　月13　日刊出，是周作人选的书目：《诗经》、《史记》、《西游记》、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里《吉诃德先生》、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随后陆续刊出书目的是李小峰、徐志摩、潘家洵、马幼渔、江绍原、朱我农。就在各路选家轮番亮出本家宝器之时，读者的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读者李霁初来信说，所谓“青年必读书十部”这一问题的提出，简直如同要找饭馆却问茅厕在哪里一样的谬以千里。

最不解的，就是胡适之、梁任公这样一些无所不通的人，和想入非非的周作人，也居然答复了这样个糊涂问题，世上还有更怪的事吗？

读者田瑞璐说，青年必读书固是极难定，然而不能说是绝对无标准的，无论如何，青年必读书十部，总不要成为“饱学”爱读书十部才好。前发表的这四个目录——胡适之选的、梁任公选的、周作人选的、李小峰选的——之中只有一本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经过两人选过，其余的竟是一人一色。青年必读书“十部”现在已经成为青年必读书“三十九部”了。照这样下去青年人仍无所适从，仍然弄得头脑无着。读者朱大丹来信说，自必读书的书目在副刊发表以来，发现很少有举出相同的书籍，如梁先生偏于史学，胡先生偏于思想，周先生偏于文学之类。青年的适从或弃舍应当根据自我的观察点去选择和判断，不然，真要像堕入“五里云雾中”一样的瞀惑了。

在风声雨声中，鲁迅出场了。2　月21　日，《京报副刊》登出了鲁迅选的书目。在“青年必读书”栏目中，鲁迅出乎意料地交出了第一份“白卷”，却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里，则写上一大段话：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读书之争（4）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鲁迅对孙伏园情同手足，关爱有加，他仍像支持《晨报副刊》一样支持孙伏园编《京报副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京报》经济状况差，有时连稿费都没有，但鲁迅却不在意这一些，为孙伏园出点子出主意，写文章给稿子。在发表这份书目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鲁迅已经在《京报副刊》连续发表了《咬文嚼字（一）》、《咬嚼之余》、《咬嚼未始“乏味”》、《咬文嚼字（二）》等四篇文章，可见鲁迅对孙伏园感情之深，支持之大。

鲁迅的书目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他一贯“极端的深刻”的个性和风格。这样的书目必然引起巨大的争议，但此刻却仍然风平浪静。

书目继续登下去，有谭仲逵选的；有林语堂选的，分国学必读书，新学必读书，连登两天，这是唯一的例外；有沈兼士选的；还有易寅村选的。

2　月27　日，《京报副刊》刊登了第十五位“名流学者”的书目，这就是张竞生选的。张竞生的书目是：《建国方略》（孙中山著）、《红楼梦》、《桃花扇》、《美的人生观》（张竞生著）（夸口夸口，玩笑玩笑！），以下六书为译本，能读原文更好：《科学大纲》（丹森著）、《创化论》（柏格森著）、《结婚的爱》（斯妥布士著）、《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

张竞生是最后一个单独刊发书目的学者。为节省篇幅起见，编者孙伏园听从读者的劝告，将2　月底以前收到的必读书，在2　月28日《京报副刊》一次性刊发。此后收到的，仍以时间先后为序，随到随发，直到4　月9　日才全部刊登完毕。这里边有黎锦晖、俞平伯、顾颉刚、徐旭生、周建人、张东荪、马夷初、许寿裳等著名学者，有政界要人汪精卫、邵元冲，还有太虚和尚。当然，更多的是一般的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员。

“青年爱读书”的选票也于1925　年3　月在《京报副刊总目录？“青年爱读书特刊”》全部刊发，编者对“爱读书”的来票作了统计，把得十票以上的书目整理后一并刊登，共计六十二部。得票最多的是《红楼梦》，得一百八十三票；而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论语》竟然榜上无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过“五四”新文化打倒孔家店运动洗礼后，一般读者的普遍心态。

孙伏园精心策划的这次《京报副刊》二大征求，在忐忑不安中精彩谢幕，成为轰动学界的一大盛事。征集工作虽然结束，但激烈的论战却刚刚开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