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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这是唐代诗人岑参的一篇怀古之作。诗人在诗中着力描写了梁园的萧条。梁园是西汉贵族梁孝王刘武所建,到唐代时已破败不堪,建筑物的破败透视着世事的悲欢和无奈。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篇怀古名诗。诗中所提及的朱雀桥是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乌衣巷位于今南京市秦淮河南。而诗中的王、谢正是东晋王朝士族大家的代表人物王导、谢安。朱雀桥和乌衣巷一带曾是东晋贵族们执掌朝政、饮酒作乐的地方,如今(唐代)却长满了野草。诗人用野草和夕阳渲染了衰败的氛围,而昔时王谢堂前的燕子飞进了寻常百姓家又透视着世事的无常。

岑参和刘禹锡的诗实际上画出的是两幅贵族阶层的衰败图。比他们俩描绘更为详细的是清代的曹雪芹。曹雪芹用十年时间写成的《红楼梦》,准确逼真地勾画出了贵族盛衰的全过程。

曹雪芹反映的虽然是清末社会的现实,折射出的却是上千年封建贵族们的真实生活。这个阶层既不经商,也不生产,完全靠占有田产和依靠政治特权行贿受贿、包揽诉讼来榨取利润。他们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公侯王孙。靠着特权他们草菅人命、胡作非为,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纵欲*,攀富比阔。

晋朝时期成了中国历史上阶层隔阂最大的时代,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

其实《红楼梦》中描写的境况非清末独有,魏晋南北朝时的实际情况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楼梦》中有“四大家族”,然而,把持晋朝政权的是一个远比“四大家族”更为广阔的贵族群体。这个群体对外按严格的等级制把自己和庶族区别开来。在贵族群内部则严格按门第和血统来确定官位。晋朝时期成了中国历史上阶层隔阂最大的时代,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他们把寒族役门当作“人渣”看待,即使在士族内部,他们自己也要划分三六九等。这些士族会千方百计的找出一切理由做骄傲的资本,任何细微的差别都不会放过。比如,西晋灭亡后,士族们纷纷渡过长江,到南方避难。那些先到的士族就摆出先知先觉的老资格嘴脸,瞧不起后到的士族。他们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为此还特地修订《百家谱》(指先渡江的一百个士族名册)作纪念。那些晚来的士族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仍然要按祖上的地位来确定彼此地位的高低,发达早的士族仍然会对发达晚的士族表示蔑视。

第二章:贵族时代(12)

《红楼梦》中贾宝玉最终被迫娶了薛宝钗,除了薛、林二人的身体健康和家庭财富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薛家是一个世家大族,虽然破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林黛玉的父亲只是一个逝去了的中级官吏,无甚门第,更无社会影响力。

在晋朝,门第观念在婚姻中更是有明确的规定。士族统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统论上的等级制,他们的婚姻自然也被这种等级制所操控。士族和寒门之间的通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丑行。寒族之女嫁入高门,多少还可能被人容忍,而士族女性嫁给寒族男人,其丑恶程度绝不能为世人所容忍。士族之间的婚姻都要在门第相当的家族间进行,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许多不信邪的人嫁入寒门,但从此丢掉了士族的头衔。

由于靠门第取得了高官职位而不是靠才学取得执政资格,所以晋朝的大部分贵族在朝廷为官只想混日子,甚至连混都懒得混。当时最有名的“混混”便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

社会和婚姻的隔绝使士族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小群体。他们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的一个小团体从事政务,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小团体联姻,很难避免近亲结婚,所以晋朝士族高官中的白痴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

由于靠门第取得了高官职位而不是靠才学取得执政资格,所以晋朝的大部分贵族在朝为官只想混日子甚至连混都懒得混。晋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贵族政权中虽有王、谢这样的“定国安邦”者,但就其贵族整体而言却是非常的不称职。

以王徽之为例,他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由于出身琅琊王家(这是个显贵家族)所以毫不费力的谋了一个高官,在重臣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谋长。可他竟连自己管理的马匹有多少都不清楚。更多的时间,他热衷的是书法和绘画,就像宋徽宗那样放着皇帝的事不做,专门当起了画院的院长。靠这样的人执政,晋朝的政局可想而知。

靠着政治特权,贵族们占有大量田产,东晋但凡有点经济效益的山川湖泊,几乎悉数被士族豪强霸占。谢灵运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过自己的庄园:庄园披山带水,里面植物非常齐全,包括各种草药竹树,仅果园就有五个之多——“水山二园,南山三苑”。庄园里除了盐井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缺。

晋朝的斗富是出了名的,比如石崇。石崇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劫掠过往商人的财货,由此发了大财。他的家产价值十万金,住宅车马和王侯不相上下,吃的是山珍海味,妻妾有数百人,都穿着绫罗绸缎,披金带银。至于丝竹管弦这些乐器,尽是一世之选;住的地方是亭台楼阁,有人造的飞瀑湖泽,巧夺天工,就连厕所也豪奢至极。

石崇家的厕所布置得富丽堂皇,里面预备着沉香等香粉,还经常有十来个华丽服装的婢女在旁边伺候。

石崇和王恺互不服气,经常有斗富之举。王恺用粮食做柴火来烧菜,石崇就用蜡烛煮饭;王恺用紫色丝布做了一道40里长的帷帐,石崇就用锦缎做了一条50里长的;石崇用香料椒粉刷墙壁,王恺就用红色石脂粉刷。

富豪之间的斗富到这种程度,晋朝上层社会的风气可见一斑。晋武帝自己贪恋女色,搜刮财富,又宽待贵戚大臣,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这些贵族南逃后,奢侈之风丝毫不减,甚至愈演愈烈。整个晋朝贵族淹没在贪鄙无厌、穷奢极欲的浊流之中,政权很快就*下去。 。。

第二章:贵族时代(13)

不容置疑,晋朝是中国历史上贵族色彩最为浓厚的一个朝代。但是阅读这段历史会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时的政局充满了变数。不仅个体的命运,就是集团势力的消长也是变幻不定。政治格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士族团体,抑或军人集团,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并没有确定的界线。士族集团随时面临着来自皇权和庶民的挑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接受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弱。

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了政府的高级官职,但是士族本身的数量相当有限。士大夫虽多有妻妾,但子孙大多是庶出,在讲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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