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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个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的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做“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1)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图15)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杖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2)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的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防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事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1)

雇佣兵这种职业,在西方很早就有了。在封建时代,某些封建主由于“国家机器”不够强大,但又时不时的有仗要打,下面的骑士用起来太麻烦不说,还不一定顶用,于是一种新的职业诞生了,那就是雇佣兵。跟农人种地,工匠做手艺,商人做买卖一样,雇佣兵吃的就是打仗的饭,谁给钱给谁打,今儿为甲打乙,打完了之后,明儿乙只要出钱,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转过来打甲,不存在任何的心理障碍。后来,西方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各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常备军,但雇佣兵的传统却并没有中断,断断续续地总有人干这个买卖,直到现在。全世界只要有地方打仗,就有他们的身影在,比如阿富汗战争,前南斯拉夫内战,以及眼下的伊拉克。

19到20世纪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多战事的地方,自然也就有雇佣兵来帮忙。最早的雇佣兵出现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兵和太平军打成一团,没断了有西方的雇佣兵掺和其间,看哪个顺眼,哪个给银子多,就帮哪个。不过,要说雇佣兵的大部队,还是在上海,1860年代,是个成全上海的年月,一面是洋鬼子看上这块地方,处心积虑在这里安营扎寨,一面是被太平军闹的,大批的长江沿岸的富豪都往这儿涌,托庇于洋鬼子寻个太平。当太平军威胁到上海的时候,所有这两部分人都有点急。鬼子急的结果,是他们宣布的中立有点名不副实,只要太平军逼进上海,他们出来干涉。而上海的富豪们的急,就急出了一支雇佣兵“洋枪队”。无论什么时候,雇佣兵总是出现在战场上钱和女人最多的地方,在中国也不例外,当时的上海,就是这么个地方。

洋枪队的首领是华尔(Ward;Frederik Twnsend),一个美国的海上牛仔。这个牛仔纠集了一批闻着战争腥味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再加上来自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人,拼成了这支雇佣兵队伍,直接雇佣这支军队的中间人,是上海著名的钱庄老板和洋行买办杨坊。雇佣兵刚组队的时候,命并不太好,不仅跟雇主之间因文化的差异时有抵牾,而且西方列强一时也没有想明白该不该支持清政府,在上海的英国人还逮捕过华尔,把这个美国牛仔关进了局子。不过,没过多久,辛酉政变后,清朝新政府的温顺,使西方想明白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不再限制洋枪队,而且还低价供给他们武器,甚至授权华尔查抄没收走私给太平军武器,结果是华尔招来了自己的弟弟,专做军火生意,哥俩发大财。而太平军在江浙的扩张,也逼得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下定了借洋师助剿的决心,洋枪队在清政府和西方的双重扶植下,迅速成了气候,从洋官洋兵,到洋官中兵,队伍达到5000多人。(图16)

真正让这支队伍运转起来的动力,当然还是金钱,还有女人。洋枪队的军饷,即使是中国士兵,也要高出湘淮军,至于洋兵和洋官,则要高出中国军队十几乃至几十倍。每攻下一座城池,都有额外的赏金。华尔和副领队白齐文(Burgevine)都有了中国妻子,华尔还是杨坊的女婿(女儿也许不是杨坊亲生的,很可能只有个名义)。至于其他人,上海有的是咸水妹,以及不咸的校书和长三。不仅如此,华尔还被朝廷赏给“副将”,使得这个牛仔可以对他的国人宣称他是少将。当然,即便如此,清朝的皇帝和太后,还是会有点心理不平衡,生怕“借师”丢了面子。每当这个时候,操办此事的臣子们就会跟他们讲唐朝郭子仪借回纥兵的故事,或者强调华尔如何的“慕义”“向化”,对中国文化如何尊崇,除了没有剔发之外,穿了华服(其实是满服),而且还入了中国国籍(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国籍的概念)。

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每个月6、7万两的银子没有白花,洋枪队在清军和太平军的对决中,还真是起了作用。洋枪队装备精良,不仅有先进的后膛枪,还有蒸汽动力的兵舰,和大量的开花大炮。关键在军事制度、训练和技术方面,都比太平军更有优势。步兵打起仗来会排西方的方阵,排枪射击,炮兵更是出色,可以借助仪器,间接射击,害得太平军还没有弄清炮在哪里,命就丢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洋枪队的缘故,李鸿章的淮军也得到了装备和训练两方面的改善,从而大大地超过了因西方武器禁运而处境艰难的太平军。华尔死后,接替统领洋枪队的戈登(Gordon),跟淮军的合作更加紧密,待到太平天国失败,洋枪队解散,洋枪队的所有装备连同训练方式,都进到了淮军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是英语,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走起路来都横着。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2)

不过,后来的淮军虽然武器装备换了若干茬,但训练却日见松弛,战术战法没有变化,制度和编制当初就没有改。这样的军队,对付一下国内的叛乱还凑合,碰到外国人,就不济事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1)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又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对于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父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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