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3部分（第1页）

过当十钱两吊，即九十八枚。四碟之菜，一为松花两个，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盒子菜两包，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炒鸡蛋三个约合不到六枚，一为咸落花生约合不到四枚，切面条二斤约合不到四十枚，猪肉约合十五枚，酒约合十五枚，连打卤用的黄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余枚。以上之数还打的很宽，然尚用不到两吊。约合现在铜元不过二十枚。齐如山回忆中所说的“当十钱”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间“当十”铜币，每枚贬值为相当于“制钱”两文（两钱重）。也就是说，“当十钱”98枚相当于“制钱”200枚，即两吊。又据《中国货币史》第84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白银一两合制钱1364文，合银洋约圆，这就是说，当时银洋一圆折合制钱大约1000文，又可兑换新式的“当十铜元”100枚。“当十钱两吊”，合铜元20枚，相当于今人民币14元。（后来，银价上涨，铜钱又逐年贬值。）根据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同文馆学生四个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简单的打卤面酒水总共只花了铜元20枚，即银圆2角，折合今人民币14元。而齐先生每月的生活津贴可达10块银圆（7两），折合今人民币700元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同文馆学生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是较高的。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关于19世纪末年的情况，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巳至丙申（1893—1896）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戊戌（1898年）年周豫才18岁，要往南京去进学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为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　　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后来他从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仍用“周树人”这个名字。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4）

周树人于戊戌年闰三月经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二两，叫做“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称为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周树人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　　这就是说，周树人18岁时，即戊戌变法的那年，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学宿费全免以外，每月可得津贴“赡银”二两，约合今人民币200元。这比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或同文馆待遇要低一些。　　1901年，周作人也步大哥的后尘，经杭州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是这样叙述的——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圆加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阴历）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逐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1902）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里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周作人15岁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除学宿费全免以外，起初每月只得最低的津贴“赡银”一两，约合今人民币100元。这比他长兄当年的待遇又低一半。　　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局限　　西文、西艺两类新式学堂，是为洋务运动的政治服务的，专业设置狭窄，思想没有解放。仅仅为了大清帝国外交的实用目的，而学习外国语；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而进行军事和技术的职业教育。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使规模较大的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外交部）于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在1866年以前也只限于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课程，1866年后才附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然而水平不高，学员的兴趣也不大，成就与影响甚微。　　这些都属于洋务派的实用专科学堂，尚缺乏现代化的文、史、哲、政、法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先进观念，也缺乏现代化的数、理、化、生物、地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系统方法。但它们毕竟成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启蒙运动的起点，揭开了我国现代化的扉页，尽管还仅是脆弱的一页。　　梁启超对于官立洋务学堂的洋教习，曾指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训练出来的学生“未尝有非常之才，以效用于天下”，至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　　梁启超认为：“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乃是“数十年来变法之所以无效”的原因之一。（引自梁启超《学校余论》及《论师范》，《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当时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说，京师同文馆的名气很大，总教习的官衔也不小，但初期学生只有10个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子弟，好像几只调皮贪玩的小猫，外国教习真有点儿不想教下去，不过是混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银。　　当然，同文馆并非一事无成，它曾为洋务派所办的机构，输送了一批外文翻译和官吏。而洋务派后来的要员，如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均是同文馆毕业生。此外，同文馆的“译员班”在30年间陆续地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介绍了一些西学知识。　　但是“西学”的历程，进步极其迟缓。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创立到1897年，30年间仅售出各类译著13000部（参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第22页），平均每年不过400部，分到全国，大约每五县才有一本“西书”。对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66年，仅福泽谕吉译著的《西洋事情》一书，刚出版就销售达25万册。老大中华帝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比之日本，相差何止百倍？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朝廷丧权辱国被迫签约，向日本帝国的赔款和赎金计白银2．3万万两，年利5厘，规定3年还清。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更蒙受奇耻大辱，清朝廷又欠八国“庚子赔款”连本带息9万万多两白银，预期限39年还清；而当时的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为0．8万万两白银。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赔款赎金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3倍，而“庚子赔款”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1倍！从此，大清国丧了元气，洋务派也一蹶不振。维新派奋起，严复呼吁救亡，而救亡必须启蒙。从救亡启蒙运动中，一些觉悟的文人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文化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1）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洋务派的无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维新派的崛起。我国文化人应运而生，登上社会舞台，并在教育事业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带来了启蒙的生机。　　鲁迅在《重三感旧——1933年忆光绪朝末》一文中说——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光绪末年的所谓“###”，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但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鲁迅所赞美的清末变法维新的“老###”们，也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代文化人。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爱国思想的激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实际利益的需要。　　19世纪末，在我国创办的最早的大学有：圣约翰书院大学部、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接受西学必须以外语为先导。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2册上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说：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维新派和有识之士创办了大同译书局、中东翻译局等机构，译述、介绍西方书籍以推进维新运动，或代人翻译中外往来函件以适应社会需要。　　此外，当时中国已有几十家报社，其中规模较大者如《申报》（1872年创办），《字林西报》（1882年创办），《新闻报》（1893年创办）；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主笔的上海《时务报》（1896年创办）和以严复为主笔的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办），成了维新派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它们通常需要聘请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翻译人员，以摘译外文报纸上的文章和时新消息。西学的兴起，开风气之先，促进了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潮。　　1895年后，由于深受甲午战争刺激，京师和各大通商口岸，创办了一批仿照外国学制的新式学校，同时，各地对旧书院加以改造，增添“西学”内容。这些新式学校和被改造的书院，中西并重，一些规格较高的学校，如南洋公学，规定招生条件是：学以中学成才，兼通西学、西文为上；以中学成才略通西学、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学为次，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引自《申报》1897年3月2日《太常寺少堂盛招考师范学生示》一文。）另一方面，从中外贸易经商和实业的角度看来，通洋文“始能为洋行买办，始能赴洋行写货。与西人交易，每岁所入，或数万、或数千数百，以视中国为商则奚啻天壤，此人之所以欲习西国之语言文字也。”从功名利禄的角度看来，过去“十年寒窗、白首穷经”的士大夫阶级发出感叹：“若中学则须老成宿儒、品学兼优之辈，而每月修金不过十余圆”，但是一些懂西文的学生，刚刚毕业，其薪金待遇就“少则十余圆，多则数十圆。当世之鲜衣华服、乘舆策马者，无不从洋务中来，其在官场，则翻译焉、随员焉。”（以上引自《申报》1896年12月29日《论习西学当以工艺为急务》一文。）　　甲午战后，外国在华企业骤然增加，急需大量翻译、买办。同时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士较多，也需要华人翻译作向导。因此，在中国的洋人通过各种渠道，招聘懂外语的华人为他们服务。甚至有些驻华外国使馆直接出面，代本国旅华人士招聘华人翻译。例如，1898年11月10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中外日报》上登载《聘请上等英文翻译》的广告：“今有英人三位，由上海至云南，计应行半年有余，取道四川成都，仍回上海，愿请能说官话之翻译一位，偕同前往。诸君乐偕行者，乞于日内移至上海大英国总领事署面商一切。”　　当时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特别是外国租界地区，除了进入官场和个人经商外，当洋行买办或以其他方式替外人服务，是致富的重要途径。　　这种形势，也促进了西学的引进和传播。　　“圣约翰”——从书院到大学　　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欧美各类教会团体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专科学校等等，统称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一个差会独家经营的，东吴大学是美国监理会独办的。所谓差会（Mission）是西方国家负责集资、派遣人员到国外传教布道的机构。由差会派遣的人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如传教的牧师，医院的医生、护士，学校的教师、职员等，都称之为传教士（Missionary）。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2）

1879年9月，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Joseph　Scherschewsky）将上海的三个教会学校神道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成“圣约翰书院”。但规模仍然很小，圣约翰书院的第一届学生仅有39名，其中90％来自基督徒家庭。学校纪律很严，规定必须参加一切宗教活动，如有违犯，要受到体罚。全体学生都是免费上学的，连书籍、文具、饮食、衣服等皆由这个教会学校供给。校址在沪西梵王渡路，初设课程仅有西学、国学、神学三门。　　圣约翰书院在19世纪末对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正式设置了英文课。由于上海是通商口岸，外国商行较多，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故社会对英语的需求量很大，开办英文课也成为当时之急需。　　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要收费，每月付墨银（墨西哥银洋）8圆。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求学。然而由于各方面的急需，单靠英文部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从1884年起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天学英文、半天学中文，并扩大招生名额。美国圣公会还派遣22岁的卜舫济到上海负责该校的英语教学工作。那时，中国人颜永京牧师一度担任院长（后来圣约翰大学男生宿舍命名“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他）。　　1888年卜舫济继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逐步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