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往。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
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通讯。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最初的人马有所长陈石奇,成员高继铨、朱桂芳、雍晋炳、林松、李石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人。
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同时,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讯。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于日本的地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之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
检查所对于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检查。可是,检查人员之中,除了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检查缺乏技术手段,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一孔窑洞里面,9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翻检大量信件。保卫部长布鲁不时上门辅导。一次,布鲁检查邮包,还被里面的老鼠夹子夹了手。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夹有密写!出身无锡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夏似萍、华明等姐弟三人一起来到延安,就读抗大。华明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脑子很灵,听毛泽东讲课,能够即时全部记录下来。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检查站看到,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可是,有封信却写道:“你们太傻,被醋泡了,用碘酒一擦就行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提醒检查人员,用碘酒擦拭信件空白处,果然出现密写内容!扩大检查,寄给华明姐弟的信件之中多有密写。检查站把密写内容抄下之后,把原信用苏打水还原,而后邮给收信人。华明与夏似萍大概都不知道家信有密写,回信也没有使用密写。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大都是关心孩子生活,还写了一些日军占领无锡之后的社会状况,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建国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①
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
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工资比新来的局长还高。通过这个信差,邮政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长,电信局长测验梁济的毛笔字之后,就收下这个学生当事务主任,每月工资法币40元。梁济从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是中统特务,电信局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局长等主要干部换成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就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后被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就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提供电信局内部人员的实情。原来,电信局初来延安的人员只有局长李钧一人是军统,其他人有的只是一般技术人员。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佐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②
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到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发回重庆的密电,也落入军委二局手中。
想来令人感叹。
国民党撤到台湾以后,五十年不肯与大陆三通,理由是自己处于劣势,怕共产党乘机搞情报。可是,共产党处于劣势的时候为什么不禁止三通呢?不但延安时期从未禁止三通,就是在苏区时期也从未与白区中断三通。情报渠道就在那里,你可以搞,我也可以搞,为什么一方要怕另一方?
不同的政策表明不同的气魄,不同的气魄来自不同的自信。
第四章 拔除钉子
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1)
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延安的对策是以攻为守。这攻,就不能只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要攻入敌阵。
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八办就格外重要。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是罗青长。罗青
长于1938年底从中社部训练班毕业,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兼管安吴青训班。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的夫人王平也是枣园三期毕业的,在八办管理保卫工作。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后来都成为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
罗青长在西安还有更深的隐蔽工作,担任吴德峰情报系统的副书记。吴德峰在西安的公开身份是长江日报记者,实际在西安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渗入国民党情报机关。邓宝珊的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杨主任是地下共产党员,给了罗青长一个中尉书记官的掩护身份。
安排罗青长到至关重要的西安负责情报工作,足见中社部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罗青长作风细密,思维清晰,记忆力奇佳,正是一个搞情报的好材料。组织上对罗青长的关心,甚至到了帮他解决个人问题的程度。“个人问题”,在中共组织中是恋爱婚姻问题的别称。罗青长本来有个恋人,也是机要人员,受命潜入敌区工作不幸牺牲。罗青长这次到西安工作,身边也需要有个女性作为掩护。对于这个很可能成为罗青长妻子的女性,李克农精挑细选,找了聪明俊秀的女机要员杜希健。两人同进同出,出没于西安城的大街小巷,边工作边恋爱,却也其乐融融。一次深夜返回七贤庄八办,突然遇到国民党特务搜捕,还一起躲避在黑暗的角落。假夫妻后来变成真夫妻,这段生活深深地刻印在罗青长的心中。每当西安有人来京,询问罗青长带些什么的时候,罗青长总是说:羊肉泡馍。那西安的羊肉泡馍,就是年轻人谈恋爱时的最佳美餐!
罗青长的西安生活又有极大压力——国民党特务时刻在威胁八办安全!1938年7月31日,西安八办的少将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不久,又有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四个看守火车站的人相继失踪。侦破案件,保卫八办安全,成为罗青长肩上的重担。
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
七贤庄一号,成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西安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视西安八办的积极性高到要大争大吵的程度!1939年,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设立特联汇报机构统管特务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自己一人手中。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却是一个老牌军统。常圣照接任后立即积极着手严加监视,在七贤庄八办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监视出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哨亭高出墙头可以看到七贤庄院里;在七贤庄对面的作秀女中墙后设立隐蔽的监视点,挖个小洞偷窥。监视组共派9人,3人一组,每组配备两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联汇报秘书处联系。每天晚上,监视组都向秘书处提供书面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