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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官如此,百姓如何?

人祸不止,天灾又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史书上频频出现“水旱相仍,大饥疫,人死无数”的记录。

万历十四年,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

万历听不得这个,下诏处孙世祯罚俸。

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官员报告,饥民艰难,有以食雁粪、树皮才得以存活的,并将实物及“人相食”图画呈上,企图打动“圣心”。结果是郑贵妃拿出五千两银赈济了一下——以后怎么办,那是百姓自己的事。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吕坤上《忧危疏》,几乎是在哀告了:“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单衣湿地,苫蒿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吕坤《去伪斋集》)

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难以掩饰对现实的恐惧:“脂膏已竭,闾井萧然,丧乱可虞,揭竿非远!”(《明史》)

草民也是人,总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总要让人家有条活路。

国衰而思良相。

到万历末年,人们终于哀叹;世间已无张居正!

——“父老忆海晏河清之时,士大夫追纲举目张之日,有穆然思、慨然叹者。”(吕坤语)

当年因反“夺情”而受杖刑的那个邹元标,在家乡讲学30余年,终与顾宪成、赵南星成为赫赫“东林党三君”之一。天启元年(1621),他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明通鉴》)。天启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又应张居正之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

张居正冤案,至此全部平反,距张居正之死已58年。

但是——晚了!

此时的大明,国势崩坏已日甚一日。内有义军蜂起,外有满州女真进逼;将士不任战,文官照样贪。崇祯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林潞《张江陵论》)。

重返清平之世,可得乎?可得乎!

次年,崇祯十四年一月,李自成大军攻下洛阳,铺开了问鼎中原的雄图。

在洛阳,义军擒住了封地在此的福王。福王常洵是万历帝生前最喜爱的一个皇子,为万历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本想把他立为太子,但受到群臣阻挠未成,于是将他封到富甲天下的洛阳,聊作补偿。之国时,一次赐给福王两万顷良田的税银。万历年间朝廷派出的矿监、税使,所掠来的金银也大多是供福王用的。

而福王仍嫌不足,又上奏万历,要求把抄没张居正的财产,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杂税并四川榷茶、盐井收入全赏给自己,又请领盐引一千三百,设店洛阳,垄断洛阳盐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明史•;朱常洵传》)。

义军进逼洛阳时,致仕后住在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写信给福王,劝他捐一些钱粮作军饷,以助守城。

福王爱财如命,就是不答应。死到临头,他仍是“ 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军士皆不愿用命,愤怒高喊:“王府金钱百万,就让我辈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吗?”最终哗变,开城门放义军进入。

福王化装缒城逃出,藏在东郊的迎恩寺,次日被逮。吕维祺亦被俘,见到福王,便激励道:“王死生,命也,名义至重,无自辱!”(吴伟业《绥寇纪略》)

福王呆看吕一眼,默无一语。

李自成见福王是个混吃等死的家伙,下令宰掉了。

福王体态肥硕,重300余斤。义军将福王的一身肥肉割下来,与鹿肉一锅炖了,曰“福禄酒”,大犒三军。

——若万历地下有知,将如之何?

张居正彻底平反4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大军克太原、占宣府。三月十七日,围住北京。城外驻有京军三大营,竟一起反水,反向城里发炮,轰声震地!

城中只有老弱京军约四万和太监三千余人守卫,“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十八日,崇祯下诏“亲征”,其实无将可用,阁臣也无计可施,一纸空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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