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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1页)

关隐达上任后,暂时不准备在人事上搞多大变动,免得人们说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县委办主任陈兴业明白自己不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就找关隐达汇报了思想。关隐达挽留一阵,便征求他自己的意见。陈兴业说,自己年纪也一大把了,还是去政协吧。关隐达心里就有数了,猜想一定是刘志善邀他去政协。让刘陈二人凑到一块儿去,对自己不利。几乎从他调来黎南那天起,陈兴业就在他背后弄手脚。

关隐达答应去地委做做工作,心里却想,一定不能让这人去政协,只能把他放在眼皮底下,让他动弹不得!

过了不久,地委下文,同意陈兴业任县政府调研员。

陈兴业没有去成政协,自然有情绪。关隐达就笑眯眯地找他谈话,说,老陈呀,你长期在一线,熟悉经济工作,还是在政府干吧。陈兴业虽然年纪五十来岁了,但任副县级干部的资历不长,说不上几句硬话,也没有办法了。

自从陈兴业要下来的风声一传开,就有很多人盯着县委办主任这把交椅了。县里几个头儿各有各赏识的人,都变着法儿向关隐达推荐。有些人干脆自己跑到关隐达那里旁敲侧击,只是不好意思毛遂自荐。

出乎大家意料,关隐达安排银盘岭乡书记熊其烈当了县委办主任。事先他犹豫过一阵,怕别人看出其中的奥妙。但他的确从内心里感激熊其烈。他甚至想过,如果今后有人看出些什么,只怕就会从熊其烈的发迹上。

熊其烈本是个老实人,没想到过自己这辈子还会上到副县级。尽管他的县委常委还没有批下来,但感觉上是被重用了。他很真诚地对关隐达说,感谢关书记的栽培。关隐达忙摆摆手,说,老熊你用不着感谢我。这一来是工作需要,二来是县委的集体决定。不是说我个人想用谁就用谁的。关隐达内心里的确忌讳熊其烈当面说感谢他,这让他有一种政变之后坐地分赃的感觉。

这一切都在个把月之内就定了下来。关隐达知道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这些事情万万拖不得。

在关隐达调摆局面的同时,地纪委专案组对向在远经济问题的调查也告结束了,查明向在远近两年内收受贿赂三十多万元。向在远人虽死了,处分还是要给的。只是处分一个县委书记,必须报经省委同意,时间上就不会那么快。宋秋山就在一次县市党政一把手会议上严肃通告了向在远的错误。这样,扑朔迷离的向在远自杀案就有了一个权威的官方说法。

而就在纪委专案组撤离黎南县的第二天,向在远的夫人吴姐就背上一大堆申冤材料,上省里和北京告状去了。她说要撕破大家都撕破,要把黎南县的老底子全部翻出来!

看吴姐那架势,好像向在远蒙受了天大的冤屈,她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关隐达有些担心。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只是怕到时候节外生枝,弄出别的什么麻烦出来。

吴姐说要上去告状的前一天晚上,陶陶去她家看望了她。吴姐拉着陶陶的手,说着说着就哭成个泪人儿了。陶陶安慰着吴姐,自己也止不住哭了。两个女人就哭成一团。陶陶回到家里就不怎么讲话。关隐达忙了一天,已累得不行了,就说,你又怎么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两脚不沾灰了,回来还要看你的脸色?

我是怎么个脸色关你什么事?你不看就是!陶陶生起气来嘴皮子都会发紫。

他们两口子很少这么吵的,关隐达越发不好受,就说,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刚才说去他家看看,我就请到你回来就会是这个样子。地委已明确说了,向在远是因经济问题,畏罪自杀,你为什么总想着他的死同我有关呢?地委领导也同我个别分析过,认为向在远的成长太顺利了,没有经受任何挫折,一遇事就寻短见。

陶陶冷冷笑道,你别同我开口闭口就是地委。地委我见识过!你去看看人家孤儿寡母的可怜相!其实他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

关隐达真的来火了,但怕影响不好,压着嗓子说,你真的以为我是促成向在远自杀的罪魁祸首?那你明天同他老婆一块儿去告状好了!

他们两人闹别扭总是这样,只要关隐达一认真了,陶陶就不说什么了,翘着嘴巴忙别的事去了。

其实关隐达内心是愧疚的,只是容不得陶陶说出来。他也不相信向在远是因为经济问题而畏罪自杀。向在远要是不死,上面根本不会查他的经济问题。陆义骂起人来雷霆万钧,向在远又是从未受过挫折的人,心理素质不行。又想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许就此终结了,不是只有死了干净?关隐达不止一次在心里安慰自己,向的死他没有责任,但他仍感到自己屁股下的交椅散发着血腥味。

现在容不得想那么多了,要紧的是如何开创工作局面。如今自己坐在县委书记的坐位上了,要知道这把交椅真的不好坐了。做官各有各的做法。如果只顾自己上得快,也很容易当这书记。把局面弄得平稳一点,该遮掩的遮掩一下,不让矛盾暴露出来,再拼老本做几件出风头的漂亮事,造造声势,就行了。

关隐达却不想这么干。倒回去十年,他也许会这么做。那会儿他一帆风顺,时刻想着的就是怎么样把官做大。自从他官场开始失意,他什么都想开了,升官发财淡若浮云。他只想一心一意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求得良心上的安慰。他自己说这是失意而不失志。没想到年初,人大代表们把他推上了县长的位置。如果仅仅说是做官,他自认为早没有这个兴趣了。但既然幸蒙人民的信赖,他就得好好干一场。可政治就是这么令人难以捉摸,他无意之中却卷入了一场肮脏的权力争斗。官场上这类争斗根本无正义可言,真所谓“春秋无义战”。他也仅仅是从策略意义上利用一下矛盾,以便稳固自己的位置。天地良心,他这么做真的只是为了好好干点事。

但不管他现在如何想,他的良心终生不得安宁了。要是事情大白于天下,他这么多年的清白名声也就完了。

关隐达几乎是带着某种负罪感在工作。他内心的这份无奈别人不清楚,只是从表面上看他的态度更加严肃了。也有人见他整天不苟言笑,一脸冷漠,就在背地里说他当了书记,架子就大了,不像原来那么平易近人了。可见是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

今天召开县级领导联席会,研究黎南县中长期发展规划。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布置计委结合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拿出了初步方案。计委李主任接受任务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按惯例和工作程序,中长期计划要等后年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时才做,在下一届人大会上通过。关隐达听了,大摇其头,说,老李呀,你以为我们县里的情况还容得我们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吗?这规划要经人大通过,我想这个法律程序不能乱。我的意思是,一方面,这个计划一定要尽早做,这样才能尽可能做得完善一点;另一方面,在人大没有通过之前,可以先作为县委建议,在工作中贯彻下去。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县,尤其需要增强紧迫感啊!当然我们需要的是热情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先由计委李主任汇报。关隐达优雅地喝着茶,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件很庄严的事情。规划本是宏观而抽象的,而他此时的憧憬却是具体而真切的。他希望从此以后,黎南会有一个好的发展规划,今后各届县委都能一以贯之,不再李书记一套张书记一套。

计委李主任汇报完了,大家就开始讨论。政协主席刘志善先发表了意见。不料他话说得委婉,意思分明是否定这个发展规划。

关隐达事先没有想到刘志善会这样。平时开会,通常是大家无关痛痒地说一通,然后书记拍一板,事情就定了。关隐达早就看出这种决策程序貌似民主和科学,其实还是一言堂。因为看上去到会的各位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似乎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然后最高决策者集中大家的意见,做出决定。一些决定全局的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像谁也说不出这决策过程的毛病。这是民主集中制啊!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会上决策的事情,事先大家并不一定都接触过,情况不清楚。到会的除了县级领导,就是各部门的头儿,大家不可能熟悉各行各业的工作。只是会上临时发个材料给你,你一时还没吃透材料,你却要发言了。有时会议准备得仓促,材料都不一定发一个。再说,人在官场混得久了,难免学会了看风向说话,多半顺着领导的决策意图发表意见,所谈的无非是毫无意义的附和。大家发起言来,总是谦虚地说,我谈点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可你别太指望他们会谈什么个人意见。你听他们滔滔不绝,更感觉他们像是在卖弄口才。不发言是不行的,大家会说你胸无经纬。万一没有说的,不妨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了别人的话又觉得不好意思呢?就补充说,这一点,我同意某某同志的意见。

关隐达想克服这种决策的弊端。他想下决心组织一批有头脑有责任的专业人员,组成一个松散型的决策咨询班子,就一些大的决策问题预先进行研究。再就是规范会议制度,凡是须提交县委研究的重大事项,务必事先准备好有关文字材料,并提前发给有关人员。现在,他构想中的咨询班子还没来得及成立,但这个发展规划参考过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他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为了不让大家到会时不得要领,他指示计委提前就将发展规划的讨论稿送给各位到会人员。他原想这一次会议将开得很成功,没想到刘志善发表了如此高见。有不同意见本是正常的,只是刘志善用心不良。弄得不好,大家的思维让刘志善的发言一引导,接下来的意见就一边倒,关隐达的宏图大略就告吹了。

刘志善一说完,关隐达就微笑着说,刘主席的意见很好。大家继续发表意见。这个讨论稿早就发给大家了,大家是不是认真看了?说到这里,关隐达吸了口烟,有意停顿了一下。在座的便不由自主地拿起几案上的材料。他猜想只怕有个别人不一定看过了。他环视一下会场,又说,请各位充分发表意见。我建议,大家发言不要说套话,直接人题。也不用忌讳什么,说自己想说的话。只要是大家自己认真思考过的意见,哪怕有些偏颇,我想也是有价值的。重要的是说自己的话,不要几句套话就敷衍了。刚才刘主席的意见就让我很有启发。当然也不一定对这么一大本发展规划提出全面的意见,重点提一提自己最关心或者最熟悉的也行。各种意见都可以提。讨论嘛,就是为了把这个规划弄得完善一点。

关隐达反复说要大家说自己的意见,用意就是让大家别受刘志善的影响。他相信在座各位这一点理解力还是有的。

王永坦接着发言,说,这个规划讨论稿在形成过程中,我同关书记听过多次汇报,有些意见都提过了,这里就没有具体意见补充。说完这几句,他便重复一下关隐达刚才讲的意思,让大家畅所欲言。王永坦现在虽然仍是代理县长,但地委已预先任命他为县委副书记了,所以他说话的分量便不同了,无形当中替关隐达加重了一块砝码。大家便按关隐达预想的那样,建设性地讨论下去了。

大家整整讨论了一天,会议原则同意了这个规划。关隐达在拍板时,说到工业问题,全场鸦雀无声。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工业问题。他说,同志们,我县经济工作中最薄弱的是国有工业,这是我县财政紧张最主要的原因。但凡事都是辩证的,正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份额小,在当前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的包袱也就相对小了些。但无工不富,这是人们喊了多年的一句老话,我们不办工业不行。问题是怎么办工业?

说到这里,关隐达似乎把头也偏成了个问号。会议室更加静了,好像大家都在思考他的提问。稍停片刻,他接着说,我们在规划中专门讲到了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大力支持私营工业的发展。请同志们务必深刻领会这句话的内涵,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组织实施。今后,我们政府原则上不再投资办国有企业,至少在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之前,我们不再重新办。我们黎南的情况是赚得起赔不起。明摆着国有企业办一个垮一个,我们何必要做蠢事呢?

经委舒主任听了这话,不由得脸上发红。关隐达便朝他笑笑,暗示一种安抚。他当然知道,国有企业办不好,怎么怪得上经委主任?可有些人自己没本事做事,偏好在一边说鬼话,说什么经委主任不该安排个姓舒(输)的,而应找个姓赢(盈)的。只是我们黎南的姓氏,一舒二向三张四李,就是没有姓赢的。企业哪有不亏的?

经委舒主任好像明白了关隐达的意思,也会意而笑。关隐达就接着说,有的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来,担心个体私营经济多了,会产生一个阶级。我想就此多说几句。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善意的,却又是糊涂的。我说如果钱多了就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我巴不得我们县里六十万父老乡亲都成为资产阶级。怕只怕老天一时还不会这么开眼啊!

大家哄地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关隐达这句幽默话很有意思。他也笑笑,但马上脸色又严肃起来,说,中央早就说过,请大家不要再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作无谓的争论,可有些同志的观念就是一时改变不了。为什么这个观念如此难以改变呢?有人说这是“左”的观念,我分析还是封建思想在作怪,说具体一点,就是封建正统观念在左右一些同志的思想。

也许封建主义这几个字人们早不太听说了,会议室里就有了悄悄的议论。关隐达便喝几口茶,缄默一会儿。下面自然就静下来了。他便继续说,中国历史上,凡是经历重大社会变革,总有一些人抱残守缺。也许这种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客观上却是有害的。譬如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有些开明之士就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所谓以夷之长制夷之短。但那时就有了夷夏之辩,认为只有华夏大帝国才是正统的,总担心学了洋人就变成洋人了。回过头我们看现在,所谓资社之争,同一百多年前的夷夏之辩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夷夏之辩早已成为历史笑柄,只是我们为这个笑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那么我们为何不以史为鉴,反而硬要为历史留下新的笑柄呢?

说到“笑柄”二字,关隐达脸上也有了笑意。但他心里却在仔细把握自己的笑。他想这会儿脸上的笑应是善意的笑,征求意思的笑,而不是一种自命高明的嘲笑。他认为一位成熟的领导,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嘲笑下级。他回首四顾,感觉同志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在响应他了,才又说道,有些同志听了这些话也许感情上受不了。是啊,我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讲话,为什么反而成了封建主义?同志们,我不强调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但现实问题就容不得我们再争来争去了。如果有些同志硬要问我,我们鼓励和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阶级?我不是理论家,无法从理论上说服大家。但我想,至少可以叫他们为生产阶级。他们在生产啊同志们!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啊同志们!

关隐达正声情并茂,滔滔不绝,却见国税局长老刘在会议室门口探头探脑。他猛然想起地区国税局姚局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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