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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隔天,林语堂撰写长文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他认为“己卯”和“乙卯”之争,只能将那些字放大照相,让读者评判;并称已请教过方家,仍认为就字形来看,“堇堇”比“莲公”合理。

笔仗来往数回,持续数月余,期间有其它研究者以不同方式印证“堇堇”之误。不过面对种种“指正”,林语堂仍坚持己见,最后则不了了之。此间评论者认为,比起林语堂过去论战因观点不同而起,这场红学论战,他则似乎显得失之大意。

此外,1968年的“思凡风波”,则是林语堂的另一件头痛事。

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提出关于佛教的评论。他略带讽刺的笔锋以及半开玩笑的文字,早引发卫道人士不满。他在一篇文章《论色即是空》,把吃迷幻药和佛家的“色即是空”的顿悟境界联系在一起,引起佛教人士抗议。尤其林语堂本身是基督徒,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加入宗教冲突,无形中提高了冲突程度。

林语堂有回公开表示,在《红楼梦》中最欣赏干练有为的探春,唯独不爱怀春的妙玉;并说带发修行的妙玉是“色情狂的小尼姑”,无论对刘姥姥的嫌恶或是对宝玉的调情,都让人觉得虚伪与无知。他质疑,妙玉蕴藏满肚幽怨,又无法表达,形成了变态心理;对宝玉的另眼看待不但有调情之意,同时因怀春而走火入魔,更显示这个小尼姑耐不住寂寞。 这些极端个人化的评论形诸文字,被台湾报刊转载后,引发一拨接一拨争议。

1968年10月11日,林语堂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尼姑思凡〉英译》,将民族戏曲《尼姑思凡》译成英文。林语堂表示,《尼姑思凡》代表经典以外的中国文学,充满人生味道,处处可见真情流露;历代给士大夫读的诗词文章,只求典赋绮丽、风雅蕴藉,内容却日渐贫乏干枯。

虽然林语堂是从文学与心理分析的角度,评析民族戏曲的文学技巧,但这种毫无避讳的谈法,触怒了台湾的佛教界与卫道人士,引发一场论战与批判。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语堂抗议,质疑《尼姑思凡》含有黄色毒素;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是在诋毁佛教,有害社会人心,违反政府提倡道德教育宗旨;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

身为主角,林语堂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不过风波不了了之后,他还是不改利笔,指“在台湾写文章真不容易”;又说,“无意伤及思凡的尼姑,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抱不平,不亦快哉”,借以自嘲。

晚年曾因《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创作必须口语化才能感人;必须跳出传统“做文章”的错误文学观,避免文藻堆砌,才能发挥“自然国语的力量”;要当作家,必须能够对时代起反应。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

对于翻译,林语堂主张科学作品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通顺次之;其它外文译成中文则以“清顺”为要。他有几部英文作品始终没有译成中文,主要也在于还没有找到能清楚通顺的译者。

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而且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传记、散文论着或中国名著的英译,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

除《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本畅销书外,他的三大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Leaf in the Storm)、《朱门》(The Vermilion Gate),也在美国洛阳纸贵。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中国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林语堂说,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是历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最好的txt下载网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7)

林语堂来台定居后,转而回到中文领域创作。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力邀下,林语堂于“中央社”开辟专栏撰文,后集结而成《无所不谈》第一、二集;又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肯定了高鹗在续成《红楼梦》上的努力与成就。他在轻微中风之后,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完成《当代汉英辞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取得专利;他还参与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三千常用字的研订工作。

1972年10月,耗费五年、厚达一千七百五十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出版,林语堂将此视为著作生涯的巅峰之作。1975年,林语堂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同年以《京华烟云》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年近八十才戒烟成功

林语堂形容自己是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而且“幽默”的形象始终牢牢拴住他。某回他在国外演讲,结束时说,“中国哲人的特色是有话就讲,讲完就走”,果真不回头地飘然离开会场。这足见林语堂的风格与特立独行。

有“笑傲江湖”形象的作家李敖指出,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但实际上,林语堂自律甚严,内心有其严肃的一面。大师胡适在林语堂年轻时取笑他是“清教徒”,不但不饮酒、不近女色,还会去做主日学。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过,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为集中精力创作,教书、演讲、应酬等外务,林语堂是能避则避。曾有记者问他如何写出让读者百看不厌的作品,林语堂的答案很传统:一是写出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其次是肯用工夫。

林语堂做学问之用心,他的二女儿、《读者文摘》中文版前总编辑林太乙于《我的父亲林语堂》一文指出,林语堂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看书、写作,一直到午后2时;下午休息之后,再从晚上8时工作到子夜,而且林语堂的书房里有二三十部各种各样的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偶然碰到不尽知道的字就查。

又如林语堂在西方最畅销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可是在光鲜外表的背后,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林语堂在全书完稿后,仅因为写序言时,感觉原先由批判西方文化入题的方式不甚理想,就把两百多页的稿件全部毁弃重写,才把东方儒家、道家潇洒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写得如此传神而富吸引力。

也有友人说,林语堂写作时从不正襟危坐,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靠椅中,两脚放在面前的矮桌上,捧着一本硬皮的笔记本,一页写字,一页留白。一杯咖啡,一根烟斗做伴,写累了他就在靠椅中小睡,醒了又继续写。有时他也躲在房里的床上抽烟斗,但从未大意烧坏枕头或被单。

七十岁在香港才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经心,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

后来钱穆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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