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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移交黄季陆；“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一职则在次年交给林语堂。

不过罗家伦退休后健康不见好转，几近神志不清。友人形容，向来精明的罗家伦，连盆栽与画作都无法分辨，几乎整天在病床上度过。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因肺炎、血管硬化并发，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七十二。一生重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等。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9）

罗家伦被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十二区，墓道正面刻有蒋介石所题“学渊绩懋”挽词。家属与学生并将罗家伦于1934年亲笔所书的《玉门出塞》歌词刻在墓旁石碑上，以为纪念。

罗家伦生前与张群、王世杰等约定，愿将个人收藏的明末书画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3月，罗家伦###张维桢在美国托夏功权将八大山人《山水轴》、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诗画舍装卷》、石溪《岩穴栖真轴面壁图轴》携带回台，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诗画舍装卷》中的《海宴河清册》最为珍贵，这是石涛为康熙南巡特别进御的珍品。

1995年11月，为庆祝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七十周年，罗家伦女儿罗久华、罗久芳又将罗家伦三十六件收藏无偿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部分是罗家伦远赴国外，费心收集因战乱流落在外的人物画。这批历经战火辗转回到台北“故宫”的珍品，包括唐朝周房的《调婴图》、宋代苏轼的《雨竹》、元代赵孟兆页　　《兰亭休憩图》、马远的《松溪清眺》、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的《云山烟雨图》、明末清初石涛的《诗书画三绝》等。罗久华说，罗家伦担任数十年台北“故宫”常务理事，有深厚感情，加上古董脆弱，书画不易重裱，与其私人收藏，不如捐出让更多人欣赏。

1997元月，张维桢再捐赠台湾“中央研究院”共一百一十四件道光、咸丰年间外交史料，都是罗家伦在欧洲游学时搜购的。绝大部分是鸦片战争前后广东各衙署与西洋人交涉的史料，可借此了解19世纪中叶澳门因华洋杂处所衍生的道德、司法、商务、关税等纠纷。

“五四”成名光芒　让政治消磨殆尽

据闻当年北大入学考试后，胡适批阅罗家伦的作文试卷，给了满分。招生委员会翻阅他的成绩单，却发现数学零分，其它学科平平。主持会议的蔡元培爱才，还是同意破例录取。也有一说，钱锺书于1929年报考清华大学时，国文特优、英文满分，但数学也只考了十五分。阅卷老师报告后，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立即破格录取这位大才子。

罗家伦白话文章写得好，很少有人质疑。除为“五四”起草行动宣言外，在抗战时期为鼓励青年抗日意志所写的《新人生观》，直到今日还有相当影响力。

罗家伦早在学生时代即锋芒毕露，识才、爱才、惜才，得高位时不吝于拔擢人才；于五四同侪中，他的政治关系佳，但优游于政治，让他的光芒日趋黯淡。

如果不谈政治倾向，罗家伦不失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曾回忆，辛亥革命前，父亲同情革命党，袖中藏着邹容所著的禁书《革命军》回家给他阅读，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操与信念。

抗日战争开始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认为中国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已临生死关头，国立大学当然要对民族和国家尽特殊使命，要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提出“诚、朴、雄、伟”，以勉励中央大学学生，强调对学问要有诚意，学术气象务求朴厚崇实，必须一改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委靡风气，求中华民族的大雄无畏；并力求伟大崇高，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放弃门户之见，不再故步自封。

即使日军连番轰炸，他也始终坚持认为学生必须正常接受教育，心智不能动摇；还在日军炸弹轰炸的学校遗址上办公，借此要求学生要时刻把民族存亡的念头放在胸中。

罗家伦虽居要职，办教育的成绩却比不上好友傅斯年的壮阔与辉煌。回顾早年在清华大学，罗家伦衔命将“庚子赔款”成立的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为清华回归###管辖打下基础，他却因作风专断，在两年后匆匆下台。

同样出身北大的知名学者毛子水回忆，罗家伦性格热情、奔放、积极，做事活跃。出掌清华大学期间，为争取最好的教授不遗余力，他挟丰厚资源以及万般争取的诚意，用水磨功夫不断死缠，把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蒋廷黻挖到清华，成为杏坛一项美谈。

在中央大学校长任内，因获得蒋介石经费支持与担保，罗家伦的确风光一时。他延揽艺术领域师资用力颇多，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汪宋白、张书旗、黄君璧皆曾在中大执教；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宗白华等哲学大师，也曾被中央大学哲学系延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10）

到了重庆，中央大学足以与北大、清华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相抗衡，日后终于成为南方第一大学，并于1949年后改名为南京大学。

罗家伦虽然称不上史学大家，但是他开风气之先，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东南大学首开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青年正确的国家与历史认知。知名史学家郭廷以便是罗家伦教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

罗家伦晚年为人圆滑，依旧不失提携后进的大老风范。他读过历史学者傅启学所著的《中国外交史》后，亲自聘他为“国民党党史会”副主任委员　；他曾与蒋介石的另一名文胆陶希圣，安排年轻狂放却又光芒耀眼的李敖到台湾的“国史馆”从事研究；“国史馆”所编纂的孙中山文献遭年轻学者指称有疏漏，罗家伦没有学阀趾高气扬的态度，反而默默地三次修正遭指责之处，运用人际关系化解双方冲突与歧见。

但罗家伦热心宦途，终究让他与其它五四人物不同道。蒋介石多次邀请罗家伦的恩师胡适加入国民政府，甚至发动胡适得意门生傅斯年出面说服，但不仅傅斯年直言建议胡适应拒绝，胡适也以坚持作为在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由，婉拒蒋介石的提议，而继续留在学术圈、教育界。

遥想1948年3月，在国民政府情势混乱之际，由王世杰做中间人，要胡适勉为其难，在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党大会召开后参选总统。蒋介石不断施压，甚至开出胡适出任总统，由他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条件。蒋介石在4月4日的国大会议中，虽然还是推举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却遭国民党一致反对，坚决要求蒋介石出马参选，先前的劝进等于戏弄了胡适。更难堪的是，在场数千名国民党国代中，仅吴敬恒与罗家伦支持由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

作为五四狂飙年代的宠儿，罗家伦的生命曾经光芒万丈，却在步入青壮年之后，与政治、权位的关系越扯越深。

与其它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专注于五四精神中的现代化诉求，相信通过党派、强人政治才能落实一切目标，因此先是承蒋介石之命经营党校、党政，晚年又帮蒋介石经营文人关系，出掌国民党党史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