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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因此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务筹设委员会成员之一。

当时为取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应该叫“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办校纷扰未决,钱穆又为解决视力模糊问题,动了白内障手术,可谓多事之秋。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十六年的生涯。当时香港人士多不解钱穆为何将一手开创的学校奉送给中文大学。对于纷扰,钱穆淡然以对,只说自己刚好能有时间以学术自娱。

钱穆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 txt小说上传分享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4)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着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早在北大讲学时期,钱穆已声名鹊起。而他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从政治制度着手,继而推及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撰写方式,更是开通史写作之先河,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用大学用书数十年。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也成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因此钱穆虽然人在香江,但在台湾亦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重要人物。

一方面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在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演讲五四运动之后,终在8月决定赴台定居。同年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盛情难却之下,钱穆又应“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 之邀,于历史研究所执教并出任所长。较钱穆早年赴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中国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时年七十四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台湾当局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的治学途径与西化理念截然不同,他的史观与治学方法更不能被主张以西方科学治史的傅斯年接受。傅斯年曾嘴硬地说,自己从不看钱穆的文章。不仅1948年的院士提名钱穆连边都没沾上;1945年北大复校时,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的教授群唯独钱穆未获续聘;之后钱穆长期停留香港办学,自然也不会被提名。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是钱穆仍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素书楼讲学 著作等身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将重心放在学术著作的钱穆,婉拒了许多大学的讲学邀约,以避免舟车劳顿,好专心著述。 但钱穆因为鸿儒的身份,依旧推辞不掉四处的短期演讲与讲座。。 最好的txt下载网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5)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

钱穆在素书楼展开讲学著述,除散步运动外,每天看书、写稿、讲学,无一刻闲暇。《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在素书楼完成。

钱穆在素书楼讲史、谈经、作育英才。老人家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客厅为讲堂,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素书楼讲学期间,钱穆常常烟斗在手,触类旁通。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前后五六代学子同堂,接受国学大师亲炙。钱穆常以是否常读书训诫子弟,要求后进明白厚积而薄发的道理,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知名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他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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