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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慕绥新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说道:“那行吧,去吧!”

还是一贯的风格,办事不抹叽,要么不答应,要么痛快答应。

当时慕绥新是躺在病床上,到这一年的8月,他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原因并不是病情减轻,而是心情放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结果才好。犯罪也一样。没有彻底交待之前总是非常害怕,硬扛着,灵魂不得安宁,很受罪。交待了也就交待了,天并没有塌下来,心情反而平静了。他升华了,大彻大悟了。所以他愿意坐起来,打起精神,跟记者长谈。那时候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交待了,想跟记者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吱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早就想开了,吃吧,玩吧,捞吧,造吧,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况且,老慕还不爱玩。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那是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他身高1米80,英俊潇洒,会拉小提琴,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

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在师傅们的撮合下,二人谈起了恋爱。但谈了两个月后,慕绥新觉得她太俗,想结束恋爱关系。

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生活是很危险的。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或者说不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讲话从来简短,枣核解板——没几句(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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