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4部分（第1页）

王争平的《黑土地·红舞台》，便是这样的一本回忆性质的书。

就她本人而言，绝对算不上是当年“当大荒”知青中命运坎坷的一个。即使与我当年的命运相比，她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强得多。而我几乎看不出，除了想家，除了恋爱或失恋，除了积极要求入党而因家庭成分问题难以如愿以偿，她和她的同是宣传队女队员的知青女友们，当年另外还有什么思想苦闷。而我却是不同的。我当年因下乡前读了些西方小说，早早地就受到了些人文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与不人道之事屡见不鲜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心生反感和抵触，既难以成功地作伪，又没有勇气对抗时代，那思想的苦闷，可谓大矣，一言难尽。故我对那个时代的“左”，无疑比王争平们要感受深刻。这是我读她的书稿较难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但一想到她们当年下乡时，年龄最小的才十五六岁，还是少女，还未成年，于是理解了。

然而我读她的书稿，心中还是常起波澜的。并且，感到比读别的知青们的回忆录，另有一种温暖。

因为在她的回忆中，几处写到了当年北大荒文艺知青们的总引路人崔长勇，即我的中篇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前边所言一位有恩于我的人，便是崔长勇。

崔长勇对于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活动之蓬勃开展，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他绝对是功居第一的人。对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涌现了甚多文艺人才，也绝对是当得起“伯乐”二字的。他在“兵团”解体后，离开了北大荒，集资办私立小学，未成功，资金耗尽，结果至今仍在狱中。我每一忆起他，便愀然不已。我特别感谢王争平在她的回忆中，对于有恩于我的人给出了公正良好的记录和评价。据我所知，王争平与当年和她一样是宣传队女队员的另几名知青旧友曾重回了一次二十八团，路过哈尔滨时，共同去看望了崔长勇，足见她们也个个都是十足的性情中人。这令我感动。我也是怀着感动来读她的回忆录的。否则，我的序不会写得这么长……

谈到“老隋”，还要指出一点，他在当年是只可利用、不可信任的人。因为他是大学里的才子，是要一边利用、一边进行改造的对象。而且“改造”二字，对于他，当年是终生的。即使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也还是被认为不可能“完全”入党的……

王争平回忆录中写到的冉红，我在参加兵文学创作学习班时也是见过的，听她指导过某师宣传队独唱队员歌唱。当时她指导得极为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的王争平们，亲昵地称她“冉阿姨”。在那样的年代，几名女知青能有一位处处关爱她们的“冉阿姨”，实在是件幸事啊！……

知青们刚到一个连队，只不过因为被某老乡请到家里吃了一顿包子，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几乎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因为那老乡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摘帽右派”……

又有老乡给几名女知青送来一包瓜子，她们嗑着吃了，却被别的知青说成是“吃掉了无产阶级的感情”……

女知青们用一用防干防裂的润肤霜，被说成是“喜欢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

而男知青教别人一套有利于睡眠的“八段锦”，则是在传播“享乐主义人生观”……

唯恐入不了党，于是忍心与心爱的姑娘断绝恋爱关系……

凡此种种，今天觉得荒唐，却是当年的普遍现象。

而今天的青年们，包括以后的青年们，有谁在恋爱过程，还会互通一百几十封情书呢？

有谁赠给对方的信物，不是颈链，不是戒指，竟然会是什么“红色娘子军演出本”呢？

有谁在离开“北大荒”，重新成为北京人和入党这两件事之间，居然会难以扶择，犹豫得彻夜难眠呢？

那正是她们啊！

当年的她们，正是那么样在“北大荒”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告别青春的……

我个人认为，当年的知青们写回忆录，每个人笔下都会写出些和今天的青年们的经历特别不同的事。然而，倘字里行见意不见一点儿反思，其实是没有什么非写不可的意义的。

好在王争平的回忆书中，是有些反思，有些叩问的。我觉得，反思和叩问，对于她这一本将要出版的书，不多不少，刚刚好。

愿她的书出版顺利！

愿她早圆此梦！

学子小说《中国病人》序

杨燕群是我的学生。

确切地说，她只在大三那一年里选修过我所授的课——《创作与欣赏》。

她的两篇作业《秋菊》和《阿婆谣》曾深受我的称赞；在同学们办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后又经我推荐，在正式的散文刊物上也发表过；并且，都曾被《青年文摘》选载过。

她还曾是我的学生们自己创办的文学刊物《文音》的主编。

现在，她已经毕业了，在北京一家报社临时打工，成了新一批的“京漂族”。

当她告知我她在写长篇小说，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反对。

我一向对我的学生们强调，我所开的课，并非是要想从一个班的学生中培养出一两个作家来（这根本不是我的授业目的，也不大符合作家产生的规律），而是要在学子们迈出校门之前，帮他们集体的“临阵磨枪”，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从业能力。我认为中文学子的从业能力，无非评、创二字而已。创的能力，我指的也不是写小说，而是创想的能力。进一步说，是感性思维的能力。至于评的能力，我则一向认为是中文学子的底线能力，“看家”的“本领”。

但杨燕群却首先不去解决好自己的工作问题；她在工作问题极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专执一念地写起小说来，而且是长篇。

故我对她此举甚不以为然。

倘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毕业后，在工作问题亦即生存问题相对稳定之后，业余有着写作的爱好，那么我是十分欣慰的，反之——不。

所以，我首先要规劝我的一概的学生们，毕业后万不可也学杨燕群。并且，在此一厢情愿地将我的规劝，奉献给所有的即将毕业的学子，包括中文学子们。

因为一个道理是那么的显然——工作问题亦即生存问题，乃是一脚迈出校门后的当下问题，迫切问题，无法不面对的最现实问题。它对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而文学的创作——在我看来，可以当成终生发生亲密关系的事情。在哪一个不再为生存问题所困扰的阶段都是可以从从容容认认真真地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