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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1页）

她两次题词，表达了对朱德的深切怀念：①“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①题词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20。

“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后。到了9月，她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在给一个朋友的信①中，她写道：“我9日抵此，参加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后告别。几天来，无数的人群排着队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她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护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表露出来了。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理查德·杨，1976年9月15日。

1978年，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同注60，图319。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还哀悼了另一位资深的领导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75年4月6日给奥尔迦·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

（八）“文化大革命”使她的事业受到了损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宋庆龄特别感到气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经营所建立的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损害。在上海，她的这些事业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样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苏联20年代的儿童文化中心和儿童剧院。另一个“理由”是，她强调引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中福会的医务工作方面，而这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纪念中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她对中福会的工作在总的方面予以肯定之后，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后来则极度失望：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否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损失。”①

①《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英文稿刊载于《中国建设》英文版1978年第6期。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她在给友人的信①中说：“‘四人帮’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摧毁我们（中福会）的事业，但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4月17日。

关于宋庆龄如何请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她的老同事金仲华帮助挽救中福会的各项事业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后来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惨死的情况，在本章前面已经叙述。

当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在年轻时曾经是宋庆龄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许多干部被赶下台并被送往农村，李云是其中之一。她激动地回忆起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如何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她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食品，安慰他们：“别担心，你们的妈妈会没有事的！”她最后获得平反，宋庆龄见到时紧紧地拥抱她。①

①李云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88年6月10日。

在北京，她所创办的、在全世界发行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在这场政治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像它的第一任社长金仲华一样，它的编委之一、剧作家陈麟瑞教授和杰出的年轻编辑、总编室主任方应肠被迫自杀。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陈翰笙教授和他的妻子、美术编辑及资深摄影家顾淑型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地方，甚至在顾患癌症弥留之际还不许陈去探视。从创刊时起先后担任编辑、副总编辑的李伯梯、另一位副总编辑鲁平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牛棚”（各单位指定的一个或几个房间，用来专门关押本单位受有组织的批判或被认为敌对的或有某种嫌疑的人）。

本书作者和妻子邱茉莉，还有“中建”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被逮捕，投入监狱。本书作者和妻子1973年获释后宋庆龄的欣慰之情及以后我们的通信，这些前面都已谈到。

《中国建设》一直没有停止出版，虽然在一段时期里它不可避免地“随大流”，变成狂呼乱叫式的口号宣传。但它从1972年起就逐步恢复原来的性格和风格，比其他出版物稍早一些，这主要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因为他在1972年就提出要全面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这使宋庆龄极为满意。

（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生活

＇幽居＇

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后，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得以免于抄砸，但是这全国范围的“文革”狂潮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到。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对于那种人身施暴和“打倒一切”的作法就感到气愤，但她对于节约俭朴的要求是赞同的。早在1960年，因为她的房子有些潮湿，引起她关节不适，政府要为她另建一处新居，但她谢绝了，说“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①

①《宋庆龄纪念集》，第189页。

1966年后，她拒绝继续支领政府给她的膳食补贴，坚持自己负担。遇到请客（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很少），也自己出钱，尽管政府规定按她的职位是可以报销招待费的。①

①本段及以下各段的内容均据本书作者1986年与宋庆龄原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遣忧伤和孤独，她常常弹钢琴、画画（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艺（她会绣花和编织）。有时她看看旧照片，有她婚后生活的、还有她的双亲和兄弟姐妹的。

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一如往昔。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她要那些住房不结实的工作人员把家属都搬到她的寓所来住，因为这是过去的王府，建筑坚固，也没有受地震的影响。她仍保持着老习惯——常给工作人员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礼物，如冬天送他们暖和的手套、给他们的婴儿送奶粉和小衣服、给他们的大一点的孩子送书，等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讯外。她还为其他一些个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陈乙明（参见第十五章）。这位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会计师，奇*shu网收集整理抗战期间在香港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国上学的），但随时准备为推动祖国的进步竭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的生活充满忧伤，……他奋力拼搏……对我们的中国，他永远乐于效力。”①宋庆龄在这里既突出了她最欣赏的个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奋斗），又指出了她所认为的生命有无意义的试金石（为祖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