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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发给每人每月45斤粮哪里去了？不是有一半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层层吞吃了吗？”

他用手一指彭克勤说：“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为什么不管一管？”彭克勤正结结巴巴想解释，他又一拍衣服荷包，“中国这些当地方官的，上任的那一天，的确是两袖清风，口袋里空空的；可是走的时候，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破了，怎么破的？叫金条、银元和钞票胀破了……”礼堂里暴发一阵大笑，把个彭县长整得恨不得钻地缝。

实例之二：“强买蛮夺”，当兵的欺侮老百姓是常事，老百姓怕兵是常理。凡是穿军服的，老百姓都称之为“披着老虎皮的凶神恶煞”。特别是进城卖菜的农民更是吃惯了当兵的苦头，见到当兵的上街买菜，莫不纷纷向街道两旁的小巷躲避，躲不及的只好自认晦气。菜价任凭赏赐，一言不合，不但菜担翻天，瓜菜满地滚，还要挨顿饱打。这土匪江湖场面也叫这位“蒋太子”亲眼看见了。他亦庄亦谐气愤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一担菜也来得不容易呀，辛辛苦苦挑上街来，想卖几个钱，得到的报酬却是‘五吊’（一掌五指，谐称五吊）‘一元’（即一拳）和‘一角’（一脚）。”他边说边比划，引得哄堂大笑。接着，他严肃地说：“当兵的不讲理，欺侮老百姓，这样的兵，老百姓会拥护吗？能拿去打胜仗吗？归根结底，还是要怨当官的，平时教育不严，克扣他们的粮饷和伙食费，他们不敢找当官的，只好在老百姓身上出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倒霉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这些话国民党的官员哪个敢讲？只有小蒋敢讲，他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们自然给他热烈鼓掌。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2）

实例之三：“贪污舞弊”。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因而田赋改征实物。这便给承办人员大开了贪污之门，收进以优为劣，压级压秤，扣潮扣杂，百般挑剔，千般盘剥。这种情况也被小蒋打听得清清楚楚，举出实例，使得彭克勤面红耳赤。

实例之四：深夜搜查，借故勒索。夜深人静，当人们一天疲劳进入梦乡时，突然响起一阵砰砰的急促敲门声，人们都习惯地知道“查户口”的来了。赶忙披衣起床，全家列队静候点名应卯，经过一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角头角落的搜查，如果有漏报人口的临时来客，就成了他们的“猎获物”，机警的户主懂得其中奥妙，塞点烟酒钱，也就化险为夷，万事大吉。否则，也许当场像变戏法一样，会在床上搜出一块大烟土（鸦片）来，或者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把你一锁就带走了。这些社会黑幕，小蒋以生动的描画和诙谐的语言形容得淋漓尽致，听众捧腹，笑中带泪。

实例之五：“抓丁抓夫”和“捆绑壮丁”。政府只管要兵，不重视士兵福利，不保障军属生活。进了兵营，吃不饱，穿不暖，不死也得脱层皮。人人不愿当兵，兵源愈来愈困难。终于变成了“抓丁拉夫”，被抓去的壮丁形同囚犯，剃光头，受禁锢，行动不得自由，连大便都有人监视。送部队点交时用根又粗又长的麻索缚住手臂，像蛤蟆一样串成一长串，走不动的就拳打脚踢，视之如猪狗。这些丑恶场景恰好也被小蒋撞见，他痛心地说：“这些被抓来的壮丁是人，人不是牲畜，却受到这种种非人的待遇。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就因为穷，没钱行贿，就被抓来当兵，这样抓来的兵又怎能敌忾同仇去保家卫国呢？”

官员们哪有把老百姓当回事的？偶尔把老百姓呼来不是训斥打骂，就是摊派勒索，而蒋处长既不训斥打骂又不摊派勒索，说的都是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听了叫人痛快。只有站在一旁的彭县长灰头土脸，被奚落嘲讽得好不自在。

小蒋视察乐平之后，开车前往五区专署，视察国防工程。五区专署设于景德镇，这国防工程所在地距景德镇有十余华里，不通汽车，按当时官场惯例，已备好轿子伺候。蒋经国对于象征腐化的轿子看都不看一眼，拒绝乘坐，坚持步行。这可把当地官员整苦了。陪同视察的五区专员酆景福、浮粱县长屠孝鸿、波阳县长吕伯荩、乐平县长彭克勤等，各自都有自己的轿子，蒋处长不坐，他们哪敢坐？只好随同步行。这班专员县长们平日养尊处优，被伺候惯了，一个个身体肥胖，行动不便，对于这往返约三十余华里的步行，叫苦不迭。蒋经国哪管这些，何况又成心要他们难堪，他健步如飞，除运动员出身的波阳县长吕伯荩勉强能跟上外，其他人均远远落后。小蒋看到这种情形更是乐不可支，更加快步奔走，专员、县长们不得不拼命跟随，累得气喘嘘嘘，疲惫不堪。被小蒋整得心神交瘁的乐平县长彭克勤一不小心，“扑通”跌倒在地，幸亏侍卫急忙扶起。

蒋经国没有放过他，又在###上演说：“国难时期，凡我公务人员均应加倍振作。现在有的县长连路都不会走，跌跤了，这怎么行呢？”

蒋经国整得县长跌跤，在江西官场一时传为笑话。

地方党政首长被整得狼狈难堪，他们不敢跟“蒋太子”公开较劲，只有秘密告状一途。因为小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弄得地方官员个个紧张，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和告状信件，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不过，那时候他的确与共产党打得火热。他不仅经常参加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活动，还担负了另一个任务，为在南昌的苏联航空大队做翻译，照顾他们的起居。

为了帮助缺少空军和飞机的中国抗日，苏联飞机不断地飞来南昌，而且越来越多，南昌和武汉两地，经常驻有一百几十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接待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任务，原由江西励志社负责办理，办理得不好，因蒋经国在苏联多年，并一度学过空军，对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了如指掌，便换了他来办理。由于他参与此事，使接待工作做得更为周到。蒋经国常组织些联欢节目，激发了苏联空军人员的战斗意志。抗战初期武汉空战大捷，苏联飞行员一举歼灭敌机十余架。

后来在苏联空军担任少将的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回忆说，那时，他也在南昌航空大队，几乎每天都见到蒋经国，那是个卓越的人，关系处得很好。小蒋还悄悄告诉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的党证，他从未退出苏共。在小蒋的努力下，苏联航空大队跟他夫妇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夏伯阳》。那是小蒋从苏联大使馆弄到的，由他本人担任翻译，中国年轻的飞行员边看边欢呼，挺崇拜苏联英雄的。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3）

蒋方良跟苏联飞行员也处得很熟，常在一起喝茶。苏联飞行员发现，小蒋跟妻子一起时，都是说俄语，从不说中文。

1938年8月，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临回国时，蒋方良来看他，感伤地对他说：“阿廖沙，你要走了，替我亲吻祖国的土地！”

阿廖沙劝她：“你也回来看看吧！”

“不，这不可能！”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阿廖沙理解她是没有自由的。蒋方良从不干预丈夫的工作，从不参政，好不容易适应了在中国金丝笼似的生活，好不容易获得周围中国人的尊重，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回苏联是不可能的，她只好把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愫深埋心底。

在南昌这段时期，蒋经国为人随和是人所共知的。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适应。对爱歌唱跳舞的，他能随同合唱或参加表演；对好讲笑话的，他也能说些引人哄堂大笑的故事；对商讨问题的，他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已作出决定的安排，他也从不变更。这一切，无疑是受人欢迎的。

有人欢迎就有人怨恨。小蒋在南昌呆着是越来越让熊式辉头疼。小蒋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上演讲，招待苏联航空大队看苏联电影，又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种太过进步的举动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小蒋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在南昌搞得翻天覆地。熊式辉会做官，他心里虽然不满小蒋的言行，但表面上却为小蒋辩护，在老头子那里为蒋公子开脱，说他的言行基本上符合国民党的规范。不过，这些指控还是起了作用，戴笠奉蒋介石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布置特别任务。文强出身于湘江岸边的世代为官的豪门大家，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和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他和蒋经国有类似红色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戴笠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定期和蒋公子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继续洗脑，这样“太子”才不致于继续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小蒋见面谈话一次。

蒋经国倒很欢迎这种谈话，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就被幽禁在溪口洗脑，对中国国情和官场习气实在了解甚少，有人来谈谈还不好？他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的习性、根底和特点。但是在谈话中，小蒋在苏联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对苏联的好感也不是一下子能从脑海里抹去，一不小心就从他嘴里溜出来。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家姻亲，对这些当时的大人物显得很不恭敬。后来他接受文强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要用这种不屑的说法。不过，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虽然同情敬佩小蒋的观念，但职责所在也必须提醒小蒋，不要对苏联屡有好评。文强每次和小蒋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可怜贵为蒋委员长的儿子又是少将保安副处长的小蒋，仍然受到监视，不能随便说话的。

后来他发现，这种监视是太普遍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后，很快就发现国民党编织了相当广泛的情报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报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设有特务组织机构，互相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的活动。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进行侦察监控。这种普遍的特务情报网络，他倒不感到新鲜，他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秘密帮会关系密切，像藤缠树树缠藤一样，错综复杂。他厌恶这种现象，蒋经国以后在他自己的辖区内，努力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他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情报网络也要搞，只是不要跟黑社会有瓜葛。

“蒋公子”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令南昌百姓感到新鲜，也有好感，却令地方官员越来越头疼，告状的越来越多，甚至告到了重庆他老子那里。熊式辉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寻找机会，把爱管闲事有些共产党味道的小蒋调出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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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1）

熊式辉终于找到了挤小蒋出南昌的机会。

1938年春夏之交，赣北战事稍见平静，熊式辉决定创办集训区、乡两级行政骨干的“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选定坐落郊区梅岭原用来集训学生的夏令营作为院址，派在保安处无事可做的小蒋兼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的总队长兼训导处副主任（主任是民主党派的名人许德珩），负责训练基层政治干部。

有事做就行。小蒋把拟定的办院初步方案给了喻松一份，要他加以研究提出意见。喻松看后，获知该方案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集权于总队，设总队长和总队政治指导员统揽其事。他认为总队的职责过重，似应设置相应的机构以补不足。小蒋便恳切地要喻松去和他共事，并希望他能出任总队政治指导员之职。喻说：“保安团的工作怕离不开。”小蒋说：“这个你不用去管，完全由我去办。”

几天之后，地方政治讲习院的组织方案和主要负责人选都决定下来了。熊式辉本人兼院长，省政府委员肖纯锦兼教育长，下设三个处和军训总队。教务处长王造时，教育厅厅长程时痊兼副处长；训导处长许德珩，小蒋和民政厅厅长王次甫兼副处长；建设厅代厅长杨绰庵兼总务处处长；蒋经国任军训总队队长，原保安二团长曾戛初兼副总队长（因筹建预五师未到职），喻松任总队附。雷洁琼为妇女连生活指导员。教师中多系民主党派知名之士，学者名流，如孙晓村、潘大逵、彭文应、程希孟、许鹏飞、陈忠经、罗时实、熊芷、沈兹九、刘清杨等。中###员夏征农亦参加任教务处出版股股长，主编院报。该院第一期招收和调训区、乡、镇人员共1200余人，训练期为三个月。参加受训者，一部分是沪宁沦陷区流亡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另一部分是江西省本地人中志愿担任地方各级行政干部的人员。入学前均须经过甄审和考试。

一开始，蒋经国、曾戛初和喻松便把军训总队的工作全盘规划出来了，计划将千余名学员分别不同班次编成三个营、十二个连，以便实施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可是，大批的军事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行动难于划一。为了使他们对学员的生活管理有个明确的认识，对军事训练有统一的规范，于是赶在5月1日开学之前，对军事干部进行了一次统一步调的短期教育。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熊式辉为了迎合这一历史潮流，有意把讲习院办成江西的“民主橱窗”。因此，延聘来的导师，如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未到职）、雷洁琼、潘大逵等人，都是较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而且把现任厅长列为副职，就更见其标榜的用心。

开学不久，天气阴凉。有一天在操场上开会，场上建有一个小讲台，那是给首长预备的，可以遮阴避雨。大会由兼院长熊式辉主持，省府委员肖纯锦等也来参加，他们都站在台上，熊式辉在讲桌后“训话”。本应也在台上的蒋总队长，穿着一套褪了色的草黄色粗布军装，腰扎士兵皮带，光足丫子蹬草鞋，站在台下听讲。

开会不久，忽然天昏地暗，大雨滂沱。站在场子上的官佐学员，当然是硬着头皮淋雨，尤其是蒋总队长，站在前列，正好在讲台滴檐下被淋得更凶。熊式辉请他站上台去，他谦逊不肯上去，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全身上下一齐湿透了。弄得熊式辉挺尴尬，内心感到不安，也不好夸夸其谈了，草草结束讲话之后，对左右说：“把讲台的顶棚拆掉，开会时下雨大家淋雨，要同甘共苦嘛！”

次日顶棚果真拆掉了。以后熊来开会时，也轻车简从，不再讲究排场了。小蒋的作风把他将了一军。

熊式辉举办讲习院的目的，除了装点“民主橱窗”，主要是在蒋介石面前夸耀他那套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所谓“新县制”，并东拼西凑地编出一套“理论”，说什么“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个倒宝塔，头重脚轻，应该把它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