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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到意外的是，虽然攻击不断，但美国人却并没有太多的伤亡。

轰炸结束之后，日本方面立即表示诚挚的歉意，同时提出赔偿要求，从而平息了美国方面的怒气。为了挽回面子，美国人主动公开声明此事纯属误会。而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是抱着尽量避免卷入战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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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带声援抗日战争（1）

1939年，日军占领上海之后，中文版《大美晚报》办公室遭到轰炸，总编张似旭在一家咖啡馆中遭遇射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报纸的影响。《大美晚报》当时的发行量已经高达10万份，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事情发生之后，史带曾经号召发起示威游行，坚强地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但后来随着他本人也受到恐吓，只好躲进防弹汽车离开。巴克·弗里曼至今还记得张一直是史带的好朋友（但不是因为史带是报社老板的关系），为了表示对他的怀念，史带亲自参加了出殡队伍。虽然遭到了日本人的阻挠，但史带丝毫没有退后一寸。

根据史带的回忆录，当日本人在上海对中国人展开大屠杀的时候，许多英国人、法国人，甚至以部分美国人居然都不可思议地站到了日本人一边。在当时留在上海的外国人当中，史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公开宣称日本人将会自食其果。他的《邮报》甚至在头版发表编者话，标题赫然是《辜负信任的人滚出中国》。古尔德后来回忆说，当时日本大使馆曾经告诉他，“你的报纸对我们态度太强硬了，但你们的报道还算公正。”古尔德回答道，“我们只是在按照尼尔的吩咐办事。”

日军横扫整个东亚地区后，史带最终在1939年的时候把公司总部迁到了纽约。一部分人跟着他到了纽约，但还有很多人留在了上海。一些员工，比如说克莱顿·塞茨（Clayton　Seitz）和他的家人在战争期间遭到了拘禁。史带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告诉自己的员工：“你们的薪水将会继续发放，我会继续保留你们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两年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远东地区的业务基本上陷入瘫痪。史带的一位朋友，鲁西诺·雷吉欧（Lucino　Reggio），当时是上海法西斯党的领袖。他在上海有一座非常漂亮的豪宅，房子里还有几座巨大的花园，他后来把那些被关进集中营的美国人的细软都用麦氏咖啡罐装了起来，埋到了花园里。

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立刻在史带的公司里设置了专人监督公司运营。史带的首席财务官，谢凯开，考虑到公司以后的发展，就说服他们把公司的档案和记录文件保管起来。然后他又说服日本人，让隔壁的银行买走了公司里的家具和办公设备，还有大部分的员工。

这是AIG的说法，史带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记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巴克·弗里曼的说法，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谢凯开把所有的文件都埋到了公司的后院里。弗里曼并没有听说过隔壁有家银行，而且就算是有的话，也应该已经跟其他的银行一起被日本人查封了。

最终，日本人在占领上海后不久，就全面接管了史带在上海的出版事业。就在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史带和古尔德决定在纽约继续出版纽约的《大美晚报》，以反击日军在上海用史带的报纸所发起的宣传攻势。在跟美国情报机关进行合作（这后来也成为了AIG公司的一个传统）的时候，史带在1942年12月提出可以将《大美晚报》作为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服务局，简称OSS）的掩护，以帮助后者收集情报，开展抗日活动。正像OSS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后来谈到的那样，“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喜欢打探消息。这纯粹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所以报纸很自然地就成为情报收集的最佳掩体。”

1943年1月1日，OSS接受了史带的提议，开始将《大美晚报》的纽约版作为收集情报的部门。1943年10月21日，《大美晚报》在蒋介石的战时首府重庆出版中文版。此后这两份报纸便作为OSS的情报工具，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其间OSS一共在两份刊物上投入了大约35万美元。到1944年7月份，也就是该报成为OSS项目之后的18个月，《邮报》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中国到纽约，“报纸的规模达到了5　000人之多……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和情报人员。”

战争结束的时候，史带的新闻管理层开始回到中国，但没过几年，新中国成立，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史带就停止了在上海的出版业务。

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OSS的创始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先驱人物，被称作“狂野比尔”的唐纳文（Domovan）便亲自拜访了史带。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获得过荣誉勋章的唐纳文想要利用史带的组织来为美国政府收集情报。唐纳文注意到史带的组织成员几乎无处不在。比如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就曾经被要求为美国海军提供其家人的图片。此外还发生了许多可笑的与情报无关的事件。AIG有些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前往北京见当时正在美国海军部门办公室工作的弗里曼，可见到他们之后，弗里曼才发现这些人并不是来送情报的，他们来见自己的目的居然是要找根雪茄抽。

几年之前，当克林顿总统解密了一些二战期间的情报文件之后，人们又发现了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2002年《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马克·弗里兹（Mark　Fritz）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秘密保险代理人》。

在这篇文章当中，马克·弗里兹描述了一支在二次大战期间专门负责收集承包人资料，比如说炸弹工厂蓝图的小组。“他们不只是间谍，还是秘密的保险代理商。这些乔装打扮的保险商为二战时期的间谍们提供了大量帮助，并最终帮助他们彻底摧垮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支小组既是OSS的别动队，又是AIG公司的保险推销员。

这些新近解密的情报文件生动地描述了OSS的组成，以及它的高级反情报部门X…2科“虽然他们的人数极其有限，但该小组还是成功地收集了大量敌国保险行业，纳粹保险巨头等的重要信息。”该小组从普通的保险文件当中分析出了炸弹工厂的蓝图，潮汐变化的时间表，以及成千上万个关于军事目标的详细信息，其中既有位于曼谷的酿酒厂，又有伯格多夫（Bergedorf）的糖果厂。

“他们将保险信息作为一种战争武器，”历史学家兼国家档案专家格雷格·布拉德舍（Greg　Bradsher）这样说道。

OSS的保险部成立于1943年初期，当时人们早已注意到纳粹不仅利用保险公司为自己提供巨额资金，而且还通过它来收集情报。战争爆发之前，德国保险公司占到了全球保险业务的45％，随着德军横扫整个欧洲大陆，它的保险业务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无论是提供保险批发业务，还是再保险业务，这些公司都会向客户提供灾难损失险。在这个过程当中，保险销售人员们就可以详细了解承保对象的所有信息。

超越利他主义

OSS小组的创始人之所以创建了这支小组，一方面是出于爱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险生意。

“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因为这支小组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满足这家美国保险公司发一笔战争财的目的，”担任美国国会成立的纳粹战犯跨机构工作小组（Nazi　War　Criminal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高级顾问的历史学家蒂莫西·奈特弗塔利（Timothy　Naftali）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