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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他们两人一道行走和这一切的，他兴奋极了。当时他才十五岁，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认出了张国焘。有入喊道：“那是毛泽东！”，他曾多次见过张国焘，认为张说话温和，对部下战士和气。

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

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巴把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象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　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义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那天晚上对四方面军确是赞声不绝。后来在参加长征的人员中产生了—种感觉，认为张是个野心勃勃可能不讲原则的人，是故意在焙耀自己的成就，对毛的部队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许是毛的人过于敏感。但是使他们感到恼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员站在雨里等候，而张骑着马像旋风一般地驰来，下马之前差一点溅了他们一身泥。四方面军还把张叫作“主席”他们听来也很刺耳。“主席”这一头衔是他们专留给毛泽东的。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的大，于是四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宴会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国焘认为欢乐只是表面现象。毛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义，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强但笑阿呵地承认了这一点。张国焘听后觉得很“无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无人有兴趣请他讲四方面军的成就，也没有人告诉他遵义会议的细节。“而毛的人则声称，张国焘对第一方面军的经历不感兴趣。

晚宴后，张请朱德进行谈话。两人一直谈到清晨三点。张是否试图把朱拉到自己一边来呢？　也许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听消息。朱对此未作任何记录。张写的回忆录是在他与共产党的同志们决裂以后很久才写下来的。他引用朱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他说朱估计一方面军的人数为一万，这点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远。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

这些与事实相当接近，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引用朱德批评毛和赞扬张的四方面军的那些部分则不那么可信。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写道，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象主人待客—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观点上的差异。然而，从照片上来看，张看上去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同瘦骨嶙峋的“长征战士”（特指一方面军的领导人——译注）相比，他显得柔弱。

实际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岁的张国焘。他的资历在共产党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是该校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两人都在—九二一年建立共产党的十二名创始人之列。从早期起，张便是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在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在一起，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过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领导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从那时起，他便一直驰骋疆场，战绩可与毛在江西的战绩相媲美。他同蒋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胜利。他两次转移根据地——第一次是从鄂豫皖边区转到川陕边境，后来于一九三五年春转到川西北。和张国焘一起转战各地的有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的才名元帅之一。虽然张国焘的作风与毛不一样，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当代中国史学家所属认的要大。

张喜欢独立行动，常常与中央委员会发生争议（就象毛一样）。一九三二年，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一带，因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便擅自行动而受到批评（　有点儿象毛在井冈山的情况　）。可是他的转移是成功的，批评也就自然消失了。转移到川西北的行动遭到了更多的批评，但是此时中央委员会正在长征之中，通讯联络几乎中断，因此张不可能受到严厉的谴责（事实上也没有）。

张已作出安排，或者试图作出安排——要在他展开活动的几个省里与当地的军阀和睦共处。一九三二年入川后。他给四川军阀杨森以及四方面军驻扎地区的军阀田颂尧写了信。田拒绝接信。杨虽收了他的信，但却因事不关己，不加理睬。张给孙蔚如也写了信，孙是陕西仅次于杨虎城的第二号军阀，孙与张国焘达成了协议。解放后，孙成为陕西省的副省长。

张入川后没有搞土改，也没有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批评。大约两个月后，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在他决定要留在这一地区之后。而现在，张同四方面军占领的川西北地区的军阀没有什么谅解，因为他足以对付他们可能发动的任何军事进攻。

就在会师之前，张再一次独立行动。此时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盘——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县。这几个县今天的面积是八万九干平方谷里，一九三五年时可能还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万。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万。对中国来说，这是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这里土地肥沃，是个产粮区。张还有八万战斗部队和同样数目的非战斗人员。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军到达的前夕，张宣布成立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苏维埃组织，而是一个符合当地少数民族（　在当地其实是多数民族　）比例十分高的情况的混合政权。周纯全就任主席。首府设在北川。北川位于成都东北约八十英里处，周围多雪山，居民多为藏族。周纯全的第一项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称“五味茶”。但名不符实，吃时要用手抓。

张国焘的军队与毛的第一方面军不一样。张的部队中有许多妇女，包括一支有两千人的妇女战斗团。他与少数民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要原因是他不象第一方面军那样经常转移，因此能够用事实证明，他的部队与那些到处掳掠的军阀部队不一样。跟其他红军部队一样，他打富济贫，把一部分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留下的部分足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此时他的军队粮草充足，还能向非常穷困的第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

从现存的材料看，张没有干预鸦片生产。鸦片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但是他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张不准战士抽鸦片。但也有例外。有个名叫金禁川的老中医，他有鸦片瘾，就获准抽一点鸦片以支撑精神。

所有红军部队的内部保卫工作都非常严。彭德怀在狱中自述中写道：“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况），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补充说：“原属政治部领导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四方面军的情况也是一样。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时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年轻排长，他回忆说，张国焘到四方面军后，下令进行大清洗。许多人被逮捕和处决。曾任红一军军长的许继慎也被处决。许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学。长期同张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设法证明自己的无辜而解脱了。

尽管张有李先念所说的这些错误思想，但他是打了几个漂亮仗的。然而，张继续逮捕和处决他所不信任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