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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在我们总结毛泽东扼要阐明的有关冲突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人类在促成这种积极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些观点时，回顾一下康德的那种目的论区分，也许是有意义的。康德解释说，人类希望和谐，而自然寻求斗争并将人类从懒惰的生活中拯救出来。［88］在现代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自然界之倾向于冲突和人类之不倾向于冲突之间的差异，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前辈们来说，一般是无法接受的，这正像古代原始辩证法思想的奠基者们对此感到无法接受或无法理解一样。事实上，毛泽东显然有意地去模糊人类的冲突和自然界的冲突两者间的区别。对他来说，既然人类的目的最终取决于人类与物质力量的关系，因此，人类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自然力量的冲突。这样一来，毛泽东不仅不同意康德所作的那种区分，而且对康德有关人类心理的观点，他很可能也要质疑。人类“在本性上”喜欢稳定和和谐、不喜欢冲突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不到这一假设的明确表达。然而，我们会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许多原理中，却以不明确的方式提出，如果让人们自行其是的话，他们宁愿过宁静的生活，而不希望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不断冲突的环境中。在康德看来，自然界的冲突是正常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类之间的冲突则是反常的。在原则上，毛泽东反对康德的这种观点，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的这种看法都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对康德的自然界的冲突是有益的而人类的冲突（除了由自然力量引起的外）都是有害的观点，毛泽东始终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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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21）

冲突的永恒性

我们已经看到，在毛泽东早期的哲学著作中，他强调冲突的“绝对性”：“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通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89］

当我们在下一章里考察毛泽东的认识论时将会看到，那些被视为普通和永恒真理的任何概念都以某种根本性的方式背离了前面的理论。尽管前后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毛泽东还是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矛盾对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来说都是一种永恒的特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冲突的性质———尤其是社会冲突的性质是可以变化的，但冲突本身是不变的。

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如果说毛泽东的看法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他的这种看法变得愈来愈肯定了。到晚年，他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甚至是他自己早期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断都进行了修正，而正是这种修正为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完成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转折点；革命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将会使阶级消亡，从而随之消灭。最根本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就是阶级矛盾。［90］马克思只偶尔间接地提到这种无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质，但是这些提法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这是一种本质上的静止状态。马克思虽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社会里继续存在冲突，但他也没有肯定其存在。*

*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中楼阁”。他们自己是这样谈论这个新社会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我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共产主义问题》26∶4，1977年；56~62页）一文中已讨论过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思想中的空想成分。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没有什么时间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更没余力思索共产主义阶段的问题，这是因为，他那时的基本任务是先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之后，列宁在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初期那种充满活力的实践，因他患病和去世而中断。斯大林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时，作出了一个与毛泽东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在1936年宣布，作为社会中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结果，苏联社会实质上已不存在矛盾。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种观点持有异议。［91］尽管他知道，斯大林生前已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承认在苏联社会中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这种矛盾有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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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22）

据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在1956年之前，中国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因此，斯大林早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思想至少暂时与中国毫不相干。但是，斯大林原来的这种思想不仅与毛泽东那种早就以明确而有力的语言阐述的冲突永恒的信念相左，而且，后来在苏联阵营内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似乎证实了毛泽东那种信念的正确性，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着矛盾，但矛盾性质改变了的思想。他强调要重新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处理得当，对抗性矛盾会逐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我们会看到，把这种观点运用到社会阶级问题上，其含义是相当清楚的：随着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将会逐渐削弱。

但是，在10年之后，毛泽东转而批判这种观点，称之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把它同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这种批判包含着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重新评价，其结论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远没有结束，对抗性矛盾将会不断增加并趋于激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预言：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充满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93］。毛泽东晚年同来访者谈到“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时重新强调指出，这一时期中始终存在的一个因素就是冲突。*

*　Klaus　Mehnert描述过毛泽东在去世前会见德国代表团的情形。在会见中，毛泽东指出，他的思想受到过“四个德国人的深刻影响，他们是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和海克尔”。Ernst　Haeckel是一位19世纪后期的进化论者，他的关于宇宙无限发展的观点为毛泽东所接受，并反映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些论述中。例如，我们比较一下毛泽东与海克尔的观点，毛泽东在1958年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但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论辩证法》）。海克尔的观点：“那些人类和各个分支，那些为生存而斗争并已有数千年发展的民族和种族，他们的命运都由相同的、内在的铁的规律所决定，那就是整个有机界的历史，它已使人类栖息在地球上达几百万年之久……一些星球可能处在与我们地球相同的发展阶段……而另一些可能已远远超过了这个阶段，在它们运行的古老年代里，正加速着它们灭亡的进程———等待着我们自己这个星球的命运，也是这种相同的结局。进入空间的热辐射使温度渐渐地降得更低，直至所有的水都结成冰；那就是一切有机生命的完结……在这‘永恒的运动中’，这种宇宙无限的本质，它的物质和能量的总数在内部仍然没有变；在这种宇宙回到起点的变质的世界循环运动的无限时间内，我们具有某种内在的重复，而所有的一切都受那条本质性规律的支配。”见Ernst　Haeckel；　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　at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ranslated　by　Joseph　Mccabe　（New　York：Harper　and　Bros。，1900）270、372页。

论　冲　突（23）

这种永恒的冲突甚至超出了马克思称之为史前史终结———阶级斗争终结———的范围。1964年，毛泽东对他的观点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不相信，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质变，就不经过质变的阶段了……我无法相信，某种特殊性质不经历某些变化就可以持续几百万年，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这是无法想象的。”［94］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阶段的那种冲突和发展的性质虽然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可以肯定，它将采取新与旧，真与假［95］，主观与客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个人与集体之间不断斗争的形式［96］。他于1956年提出，否定变化的永恒性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97］10年之后，他又说，从永恒的冲突这种观点所包含的内容看，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会被超越：“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说它不会灭亡那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意味着高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将开始取代它。”［98］

毛泽东政治哲学中的冲突

既然认为毛泽东的冲突观念是他政治哲学的核心，那么，把这种观念同我们自己在社会问题方面普遍流行的观点进行比较，并进一步透视这种观点，也许是有益的。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哲学派别和社会科学的模式，而是我们对冲突和和谐的共同看法。我在前面曾提到，在这些共同看法中，我们已经离开了那种从相互冲突的力量的角度认识世界的自然主义倾向，除19世纪的辩证论者外，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这种倾向并不是由那些重要的哲学学派使之得到强化的。我更倾向于认为冲突是反常现象，是一种应当得到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冲突的评价总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冲突被看成是对发展的一种妨碍，而不是一种促进；要取得进步，就要克服冲突这一障碍；绝不会把冲突看作是发展的动力。而我们有关“处理”冲突的概念，与毛泽东所说的“正确处理”矛盾是不同的，其目的是使发展免遭冲突的妨碍，而不是利用冲突去推进发展。

毛泽东总是把冲突和矛盾这两个词相提并论。相反，我们的语言则试图将这两个词区别开来。在我们把冲突或对立的概念理解为允许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的时候，我们才为那种完全否定的、尖锐的、明白无误的对比或对抗保留下来矛盾这一概念，即针锋相对或两极对立的概念。我们总是认为，把矛盾运用于逻辑学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假如出现矛盾，就会使命题变得毫无意义。我们认为，在自然界和观念领域，矛盾根本不是一种创造力量，我们把它局限于思想范围内，并以它作为无效判断的标准。这样一来，虽然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和自然界中看到了冲突发生，但认为矛盾在自然界里是不可能存在的状态，并进而认为，在观念领域中，矛盾也是指一种不可能的状态。由于我们不认为冲突是普遍的，是自然、社会和观念发展过程中共同具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冲突这一概念限制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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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并不是很明确的。他虽然把冲突看成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的状态，但他更关心人类活动的作用，而不是去论证这种事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冲突将会随时间的推移按事先设定的积极方式而得到解决。总的说来，毛泽东对这些问题所持的看法是，人生多些冲突的经历是好事，不是坏事；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人类通过正确地处理和解决社会和自然的冲突，对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他看来，要认识到世界上客观存在着的冲突，就需要有一种反映这种冲突的思维模式。愈来愈多的事实表明，这种辩证法或这种思维模式在毛泽东那里的变异形式，实际上已充斥在和渗透到他研究所有问题的方法中去了。

对马克思来说，他从事事业的动机和这一事业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解决生产过程中人的异化问题，这种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把社会与自然界中的冲突和矛盾，即辩证法，当作适用于分析和解决这个中心问题的工具。而异化是一个毛泽东根本不感兴趣的问题［99］，由于他感兴趣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冲突辩证法，就构成了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其他政治观点都是围绕这一固定的观点而形成的。但是，我们已经提到，在毛泽东有关冲突是绝对的或永恒的论断与他的冲突概念以之为基础的认识论原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而且是关键性的矛盾，这种认识原理使任何断言人类某种经验的永恒性的论断成为无效的东西。关于这一矛盾，我们在研究他的认识论时将作进一步的探讨。

［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9～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Heraclitus，Fragment　88。这段话引自和的Philosophy　in　the　West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5，）。

［3］Kirk所意译的Fragment10，见Heraclitus：The　Cosmic　Fragments，176页。

［4］我本人修正了柯克对Fragment　80的翻译。

［5］　《一阴一阳之谓道》。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第2卷，273页。　［6］同上书，第2卷，273页脚注。

［7］如Wilhelm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图所强调的是“极”———具有栋梁或线条这种原始意义的特征。“利用这种本身表现为单一的线条，世界得到了二象性，因为，这种线条假设了上、下、左、右、前、后———一句话，一个对立的世界。”见Wilhelm和Baynes译的《易经》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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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上书，280页。

［9］《庄子》第22章，引自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38页脚注。

［10］《道德经》第58章，引自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75页。

［11］同上书，199页脚注。

［12］　《道德经》第2章，陈文熙的译文，见《原始资料》，140页。

［13］　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见《论语》7∶16，《中国哲学原始资料》，32页。那些不承认《易经》的形成年代如此之早的人，把这段话看成是后人附加到《论语》中的，其目的在于肯定儒家这种变化哲学的正统性。参看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第2卷，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