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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部分(第1页)

以后,我国实行郡县制,在郡设监御史。到汉代,监察已经逐渐形成制度,中央有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御史台的长官叫做御史大夫。到唐朝监察制度和机构已经定型,唐朝设十道监察区,由皇帝派监察御史出去,考察地方。到了明朝时,是巡按御史发达时期,叫都察院。御史巡按地方,不管定不定期,至少要半年。“回道”后,要详细奏报。清朝大体上延续明朝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弹劾贪官污吏。以明朝为例,万历皇帝连续几十年不上朝,官僚队伍还能维持,地方上不敢为非作歹,其中监察制度起了很大作用。

张作霖、袁克仁、阮义勇等人乘坐火车到了太原,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亲自到太原火车站迎接,陪同前来接站的还有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陆钟琦,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长令从军。

那批新的廉政专员除了袁克仁、阮义勇、冯家遇、段宏纲外,还有盛爱颐,她是内阁总理盛宣怀的七小姐。比历史上的她早出生了。盛爱颐一直暗恋阮义勇,但是阮义勇因为她的哥哥盛老四抢了他的初恋孙用蕙,一直很讨厌盛家人。盛爱颐此时女扮男装。化名沈七,她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跟阮义勇等人到了太原。

见一大堆晋官来接站,张作霖面色严肃,对前来接站的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说:“这次下来巡视,大总统有特别指示,地方上不得给予特殊接待,公事公办即可。丁书记带一队官员来火车站,让俺们很难办呀。”

现场气氛一时有点尴尬,此时。太原市副市长赵戴文身边的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秘书从容站出来说:“这个我等也有所耳闻,只是各位专员一路风尘仆仆,山西人民一向朴实善良、待人厚道,我等要代表他们略尽地主之谊。”

张作霖看了那位机警的年轻秘书一眼,此人外貌文雅似一介书生,问赵戴文道:“这位是?”

赵戴文呵呵一笑,道:“这是我的学生阎锡山,后辈不懂规矩,还望大人见谅。”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没什么。你们给我们安排一个安静的办公场所就可以了,房钱我们自己付,这也是我们的办公制度。我丑化说在前头。山西要是有什么贪污**,我们也会毫不留情面,一查到底。”

“我一定全力支持。”丁宝铨点点头,说:“晚上,我们略备薄宴,款待各位。”

于是,丁宝铨将张作霖的办公地点安排在了太原的乔家酒店,这里原是一处占地三亩多的老式花园洋房,楼高三层。红顶黄墙,内部装潢非常讲究。凡是有木质装饰的地方都有精美的雕花。小楼底层的南部有一道漂亮的内廊,中间突出。两侧向北收敛。两根乳白色的大理石柱一左一右,非常典雅。从内廊望出去,可以看见一片宽阔平整的草地,草地上散置着休闲的遮阳伞、小巧的竹椅竹凳,还有一个篮球场。

袁克仁等廉政专员们大多跟着张作霖去了乔家酒店,只有阮义勇对官方的接待很反感,在太原火车站就自己走了,到太原火车站的广场闲逛,盛爱颐也跟着去了。

在广场上,阮义勇碰到了一位寻找走失儿女的苏建军。他举着牌子在找他的儿子苏金多和苏金朋。农历新年假期期间他们从家里坐火车去青岛,然后他们就失踪了。

阮义勇上前询问,苏建军告诉阮义勇,他们在买回程票的时候被骗光了钱,在寒冷的冬夜里,一名妇女给他们提供了温暖的藏身之处和一顿饭,并给他们一个机会赚足够的钱来支付他们的车费——帮她卖水果。

然后,他们却被塞进小巴,同车的还有几个孩子,他们被带到山西的一家黑砖窑,在那里他们被迫制砖。几天后,他和另一名十六岁的男孩子逃走。

他们说,黑砖窑里还有些儿童以及许多成年人被迫在残酷的环境下劳动。在山西省的砖窑里,他们衣服不够穿、没有工资、吃的只有馒头和水。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父母们还联合起来试图营救自己的孩子,他们不指望地方政府,这些政府有些时候与砖窑营业者相互勾结,带孩子们离开刚关闭的砖窑,把他们转卖给其他工厂。强迫劳工和童工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在乎。

三十七岁的张小英,也表示她寻访了山西省过百家砖厂,寻找自己在一月失踪的十五岁儿子。她表示,“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一些孩子们最多只有十四五岁。”她表示当地警方不愿意伸出援手。她表示,在一家工厂外面,他们甚至要求贿赂。

与无数黑砖窑一样,王兵兵的砖窑僻居在曹生村外一处山坡上。即便与窑厂咫尺之隔的三条沟村段姓村民也承认,从未进过砖窑……那里的狼狗让人望而生畏。每天,只能从窑厂清晨五点便传出的机器声以及晚间十点仍未熄灭的灯光,感受到其中的忙碌。

阮义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说的难道是事实?(未完待续)

第四章 山西窝案(2)

ps:祝福各位书友情人节快乐,今天过节,少更一些,明天补上

阮义勇听到黑砖窑消息,颇为震惊,问那位环卫工大爷:“那些灭绝人性的黑砖窑,难道警察和地方官员就不管吗?”

“不愿管,管不了!”那位满脸皱纹的环卫工大爷摇摇头,说,自古官官相护,倒是有一些外地的父母联合起来到山西,试图营救自己的孩子,但是有些地方官员与黑砖窑主相互勾结,带孩子离开刚关闭的砖窑,再把他们转卖给其他工厂。

强迫劳工和童工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不合法的,但地方政府官员和警察不在乎,这让阮义勇很愤怒,决定好好查一查,他还想问一些什么,一位穿制服的民警走了过来,那位环卫工大爷摇头走了,罢手对阮义勇说:“小伙子,别问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旁边一位脸色青黄、穿着一件破旧花袄子的中年妇女周云秀躺在地上尖声哭叫起来,她的身份证丢了,一名长相肥胖的警察要抓她去收容所,她哭诉说要找自己的孩子,不能去,并与这位肥头肥脑的警察理论拉扯。

不多久,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四五个警察赶到,几人一下车,便对周云秀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他们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凭证的情况下,直言周云秀是“贱骨头”,并开始亮出手铐要抓人。一位胖警察把她推到一边并给她戴上手铐,还一边嚷道:“像你这样的犯罪分子,人民政府一概不能轻饶。”

吓得脸上失了血色的周云秀咬了一口那位胖警察的手,说:“警察大人,我真的是好人,我在找我的儿子。”

那名长相肥胖的警察被咬,疼得嗷嗷直叫,开始骂脏话,一把抓住周云秀的头发,拳打脚踢,饿晕的周云秀负伤,应声倒地,不停哭着喊“救命”。

那位长相肥胖、肚子圆挺看不到脚尖的警察踩着周云秀的头发,充耳不闻周云秀的哭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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