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用传统的数学方法来量化考察,即是“模糊”。模糊思维的特征就是承认思维的模糊性,它遵循“亦此亦彼”的模糊逻辑,突破传统逻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界限,为人们解决模糊事物中间的问题开拓了广阔天地。
纪昀这条建议的提出,考虑了太多的把不准的复杂因素,于是他宁愿答非所问地模糊它一下,收到了“非模糊”参谋不会有的好效果。
当然,模糊之法不可滥用。严格地说,模糊参谋法乃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需要模糊的时候也来模糊它一下,就会弄巧成拙,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模糊参谋不等同于模棱两可。参谋的看法、见解都应该包含在模糊语言之中,并且有可能被对方正确理解,不至于产生歧义。纪昀的一番话貌似文不对题,含含糊糊,其实他真正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很清楚的,纪昀早已算定他的参谋对象能悟出来。
要学会激流勇退
都说职场如战场,不错,职场就是战场,身在职场中,就应该遵循一些做领导的“规则”:居安思危、激流勇退……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越王灭吴以后,越王勾践循吴王夫差故辙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一时号称霸主。勾践的霸业,与范蠡、文种的忠心效劳、协力深谋是分不开的。徐州会盟后,范蠡便担任了上将军这个最高军事指挥职务。范蠡觉得自己的地位太高了,大名之下,不宜久留,于是班师回国后,向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书说:“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主公在会稽受辱,我没有殉国,是为了灭吴报仇,今既已雪耻,我请求接受在会稽时应得的惩罚。”勾践看了范蠡的辞职书,先安慰他说:“回去后,我把越国分给你一半。”接着又威胁范蠡说:“如果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范蠡心里想:“你按你的权力行事,我按我的意愿行事。”晚上,范蠡收拾了细软珠玉,带着家眷和随从人员,不辞而别,乘船飘海而走,再也没回来。
范蠡乘船经五湖(今太湖)入海,到达齐国后,立即派人给在越国担任相国的文种送去一封信。范蠡和文种都是楚国人,年轻时就是好友,后来两人都到了越国,在勾践手下共事几十年,互相支持帮助,感情更加深厚。范蠡在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这个人可以共同患难,不能共同安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呢?”文种看了信以后,内心很矛盾,他舍不得相国这个高官厚禄,认为勾践对他这样功高望重的老臣不会有什么猜忌;同时又觉得范蠡的警告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在勾践面前进谗言,诬告文种要作乱。原来,勾践在报了会稽之仇,并完成霸业之后,就开始妒忌和畏惧文种的才能,他听到谗言后,认为正好有理可诛,便随函赐给文种一把利剑。文种接过剑,只见勾践信中写道:“你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只用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还有四种你掌握着,请你用那四种到地下去为我先王效劳吧!”文种长叹一声说:“真后悔没听范蠡的话。”于是引剑自杀。
范蠡到齐国定居后,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开荒种地。全家勤劳耕作,齐心经营自家产业,没有几年,他家财聚积几十万,成为当地有名的巨富。齐国国君听说他很有才能,就任命他为相。范蠡感慨地说:“我在家从事生产能够积攒千金,做官能够做到上卿相这样的高位,本来是平民百姓的我,算是达到顶点了。久受尊名,这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于是他把相印交给齐君,又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好友和乡里人,只带着少量贵重珍宝,和家里人默默地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走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范蠡带着全家到了陶(今山东定陶北),他认为这里交通方便,位置适中,便于客商云集,可以谋生致富,于是又更名换姓,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定居下来。范蠡父子辛勤耕种田地,饲养牲畜,从事商业活动,生意兴隆。几年之间,又积累了百万家财,成为天下巨富。
范蠡三迁,每次都有荣名,而他成名于天下,正是他居安思危,激流勇退,善于把握时机,勤苦自励,创造条件,不贪图功名利禄的结果。
当差时必须厚脸办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历来只有“事不过三”之说,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官场偏无“事不过三”之说,这就是厚脸当差,厚脸办事。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下面的一个历史故事,看后你定会获益匪浅。
“安史之乱”时,安定唐朝江山的功臣中,郭子仪当居第一。由于他功劳太大,唐玄宗身后的几任皇帝把他罢免了又起用,事成后又罢免。举凡一生,四落四起,可郭子仪从来没有怨言。朝廷需要时,一接到命令,他不顾一切,马上出发;叛乱平定后,皇上疑忌罢免他,他也无怨无悔,马上回家。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郭子仪一生所提拔的部下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官至将相。八子七婿皆显贵于当代。史书对郭子仪的评价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我国历代的功臣,能做到这三点的,试问还有几人?
郭子仪是凭什么修来这样大的福报———富贵寿考集于一身,功名利禄一人占尽,而没有像历史上常见的功高震主的大将那样,横遭不测呢?
看看郭子仪为人处事的几桩事迹,便可窥见一斑。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范阳(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安禄山造反,率兵一路攻向长安。唐明皇仓猝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今青铜峡县东北)即位,召集各路军队抗敌,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统领全国各大军镇。郭子仪与另一平叛大将李光弼原先同为朔方节度使手下的牙将时,两人脾性不合,平时互相不过话,有时实在避不开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要怒目相视,势同仇敌。等到郭子仪官拜大将军后,李光弼心想:郭一定不会放过他。于是他求见郭子仪说:“我死固然无所谓,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的妻室儿女。”
郭子仪听他如此说,赶忙离座下堂,扶起李光弼,搂着他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如今国家遭此大难,皇上避乱在外。只有你才能担当起匡扶国家的重任,怎么能对从前的那些个人恩怨耿耿于怀呢!”
李光弼见郭子仪如此坦诚大度,非常感动。不久,两人同时受命东征,同心合力打败了史思明。
中原转战两年后,郭子仪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收复了京城长安。肃宗李亨亲自劳军灞上,感激地对他说:“国家再造,全靠爱卿之力啊!”然而他话虽这样说,尽管当时战乱还未平定,但郭、李功劳太大,难以驾驭,采取不立元帅的办法,而是派出太监鱼朝恩任监军,名之曰“观军容宣慰使”。
一个不男不女的阉宦能懂什么行军打仗之事,但他却是代表朝廷和皇帝的,结果几次战斗下来,连连败退,不得已,只好任命郭子仪为诸道行营元帅。为此,鱼朝恩忌恨不已,一有机会就在李亨面前谗害郭子仪,终于又夺了郭子仪的军权,召还京师。郭子仪接到圣旨,不顾将士们的反对,瞒着部下,单骑回京闲居家中,一点儿怨尤的意思都没有。
第二年,安禄山死,史思明再度攻占河洛一带,吐番也逼近长安,朝中群臣计议,一致认为郭子仪有功于国,现在天下未平,不该让他在家赋闲。肃宗只好再次召回他,官拜诸道兵马都统,进封汾阳王。这时肃宗已命在旦夕,在病榻上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就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是为代宗。奸臣程元振不停地向李豫说郭子仪的坏话,代宗也怕元勋宿将功高难制,于是罢免了郭子仪的全部兵权,不让他带兵打仗,却叫他去当修建肃宗皇陵的监工。郭子仪觉得来意不善,一面尽力做好皇陵建筑一事,一面把肃宗当时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其中大多是军事绝密文件)统统交了上去。代宗这才明白了自己对郭子仪的误会,且心生惭愧,于是第三次起用了他。
当时,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番、回纥进犯河西,代宗也学他祖父唐明皇,避难到陕州。郭子仪临危受命,事起仓猝,从前的部属都已离散,身边只有数十骑。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部分队伍,一边南下,一边收集散兵游勇。后来碰到旧部张知节,才得以在洛南扩兵增员,逐渐军威大振,再次收复两京,迎接代宗回到长安。代宗见到郭子仪后,惭愧地说:“只因没有及时重用爱卿,才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皇帝也当得未免太可怜了,让有贤德的人看不起。”为表彰郭子仪的盖世功勋,诏令把他的画像供在凌烟阁。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奢望的最高荣誉。
所以,对人生旅途上的坎坷,要有正确认识———受一点儿委曲,受一点儿苦难又何妨,我们要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该糊涂时就糊涂
糊涂和聪明是相对而言的。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因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使之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