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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部分（第1页）

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