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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4章 文学遣日使（第2页）

邹院长是鲁院的，他想从鲁院里找一份让活动名正言顺的文件很难吗？毕竟日本的鲁迅研究团体那么多，他们每年的互动也是很频繁的。”

韦齐宁见铁宁都如此说了只能叹了口气道：“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围着张潮这个娃娃转。他想干什么，咱们作协就得配合着去办——他连作协会员都不是！

我就是觉得这么下去不行，作协的主体性都丧失了！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

铁宁闻言，脸上一向挂着的温和的微笑不见了，露出了严肃的表情，问韦齐宁道：“那你觉得咱们作协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韦齐宁道：“我们作协是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铁宁道：“这是写在墙上的，说的当然没错。但我问的是在你心里呢，作协是什么？”

韦齐宁一时语噎，喉结上下滚动了几轮，想说点什么，却又没办法开口。

这时候一向寡言、随众的李存保突然说话了，他先掐了手里的烟，慢吞吞地道：“我年纪大了，本来不太想说什么，但是最近张潮这个小娃娃倒真让我想到了什么。”

李存保的文学创作活动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高山下的花环》是他的代表作，近年来产量略有减少，进入了半退休的状态。

但是他年资老、威望高，一开口就是钟鼎之声，就连铁宁也要格外尊重这位军旅作家。

李存保缓了缓，才道：“1979年我去广西的前线参战部队深入生活，有个负伤的老班长给我带了几张皱巴巴的纸，有的就是烟壳，上面都是丑丑的、被汗水被血水洇开的字。

那是猫耳洞里的几个娃娃兵的稿纸。炮弹炸得红土翻飞时，他们还缩在战壕里写诗——写染血的木棉花，写哑火的子弹壳，写炊事班长老王头临死前没送出去的家书。

后来这些诗登在《军队文艺》上，有个BJ来的评论家说‘不符合革命乐观主义基调’。我拍着桌子问那酸秀才：‘你闻过焦土里冒出的死人味吗？’”

李存保一边说，一边轻轻用食指扣着桌子的边缘。虽然不知道他说这30年前的旧事做什么，但所有人都能闻到他嗓子眼里冒出来的焦味儿。

李存保接着道：“齐宁，你也说作协是座桥——要真是座桥，就该让这些带着硝烟味的小伙子们过河，不是砌个汉白玉牌坊拦在渡口！

小张我没有和他聊过，但看过他在美国佬那里说的话、写的文章，是个有出息、有想法的孩子。做事嘛，确实孟浪了一点，但是谁趁年轻的时候不浪一浪？”

今天的会议室里第一次出现了笑声。

韦齐宁还想说什么，但李存保粗糙的大手往他的方向虚按一下，他就只能闭嘴，听李存保继续说了：“张潮这小子带人去日本，让我想起当年文工团小赵——全军就他敢把吉他背到前线，在炮火间歇唱《喀秋莎》。

有干部说这是‘靡靡之音’，我倒觉得比师部礼堂那些假大空的朗诵强百倍！”

铁宁的笑容重新回到了脸上，她对李存保道：“您批评得对，我们对年轻作家，确实鼓励得不够、支持得不够。”

李存保看向这位年轻的主席，笑呵呵地道：“我这是批评吗？我还没有真的开始批评呢。”

铁宁道：“正要听您的洪钟大吕，才能震醒快睡着的作协啊！”

会议室里的人忽然都回过味儿来了，铁宁主席这是要趁机干点“大事”啊，借着是否支持组建「访日青年代表团」的事，开始立威了。

刚刚上任一年，正是知天命之年的铁宁，要想让作协这个老衙门摆脱暮气，做出点成绩来，势必要对内部已经怠惰的思想展开清理，张潮这件事只是抓手而已。

就是不知道李存保和她是事先通过气了，还是偶然起意。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接下来李存保说的话一句比一句更重：“我老头子说句犯忌讳的话：‘作协这些年给作家们配发的钢笔，还没盖章用的印泥多！’

当年巴老还没躺上病床的时候，作协大院晚上十点还亮着改稿的灯。现在呢？各级作协的红头文件堆得比作品还厚，读起来还没有盐水煮过铁钉咂摸得有味道！

我肺里还留着猫耳洞的湿气，说不动大道理了。就想问在座诸位：是愿意当个盖钢印的办事员，还是给中国文学当回扛旗的兵？

张潮这娃娃都敢带人渡海，咱们这些老家伙，还怕担不起送他们出航的风浪？”

话说完，李存保拿过面前的大茶杯，仰脖子喝了一大口，然后把茶杯重重磕在桌子上，发出“咚”的一声响。

场内一片安静，李存保的这番话让震动了所有人，包括韦齐宁和他代表的作协里的“保守派”们。

这时候会议室的大门“咿呀”一声开了，出去打电话的邹光明回来了。

他一手拿着电话，还没有完全从耳边放下来，错愕地看着眼前的场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