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明朝,就像一位在风浪里撑船的老运动员,一路颠沛,却硬是撑了两百多年才倒下。
放在以前,大明是真不怕民乱的——
两百多年里见多了风浪,流民作乱、教众起事,大多时候都能压下去,经验早攒得足足的。
可偏偏天启、崇祯这兄弟俩,硬弄出个“三饷”来:
辽饷、剿饷、练饷一层层加在百姓身上,本就没断过的民乱,这下彻底成了燎原之势。
陕西那边更惨,天灾连着闹了近百年,地里长不出庄稼,百姓早快饿死了,三饷一加,北方直接民不聊生。
先前还只是零星的乱子,这下倒好,走投无路的人全往乱军里涌,民乱得了人支持,规模越来越大。
即便如此,若是外患能稳住,大明凭着老经验,未必不能缓过来。
可后金那边出了皇太极这么个枭雄,几乎每隔两三年就率军“南狩”,入关劫掠一番,抢了人口粮食就走。
朝廷征辽饷本是为了防后金,结果钱花了不少,仗却没打赢,辽饷等于征了个寂寞。
偏偏崇祯帝自己不懂打仗,辽东战局被折腾得一塌糊涂:
派去的将领要么被掣肘,要么指挥失误,胜仗没打几场,失地倒丢了不少。
一边是内战压不下去,乱军越打越多;
一边是外战赢不了,后金步步紧逼。
朝廷的根子早就溃烂了——
国库空了,官员贪了,百姓反了,军队散了。
到最后,崇祯帝走投无路,自缢在煤山,大明两百多年的江山,就这么彻底玩完了。
如今南方局势乱糟糟的,朱有建却一副“不管事”的模样——
先前见朝堂官员总觉得治国容易,动辄对朝政指手画脚,他索性撂了话:
“既然你们觉得简单,那这治国的事,就交给你们操作,朕不掺和。”
话一出口,朝堂上倒安静了几分,可南方的暗流,却越发汹涌。
南方官商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串联,根子其实很简单:
朝廷早有风声,要把沿海各省的地主往湖广地区置换,如今更是开始调兵遣将,这明摆着是要动真格,用武装力量强制推行。
这下可戳中了南方官商的痛处——
他们的田产、商铺全在沿海,一旦置换,家底就要折损大半,自然要拧成一股绳反抗。
他们也琢磨出了应对的法子:
首先是攥紧“漕粮”和“税银”。
南方本就富庶,漕粮和税银向来是朝廷的重要财源,只要他们自己不短缺上供,朝廷就算想动手,也少了“地方抗命、拖欠粮银”的明面上理由,总不能凭空发兵。
其次是“软抵抗”。
朝廷发来的文书,他们一概不回应,既不拒绝也不执行,就这么晾着;
朝廷派来的官员,他们也有办法——
要么摆酒设宴拉拢,许以好处让对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么就找各种借口拖延,一会儿说“地方事务繁杂,需慢慢商议”,一会儿又说“百姓情绪不稳,恐生乱子”,总之就是拖着,看朝廷下一步怎么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