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耶路撒冷的那天,清晨尚未完全展开。我背着行囊,走上通往西岸的公路,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橄榄林、梯田、枯黄的山丘与深灰色的围墙。
没有哪个地方像西岸,让“地理”两个字变得如此沉重。它不只是土地与线条的拼接,更是命运与意志的交错,是信仰、语言、伤痛和梦想,在尘土中缠斗又生长的地方。
在《地球交响曲》的书页上,我用炭黑写下一个音符,它带着不和谐的重音,却又缓缓蔓延成一支复杂的进行曲,如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清晨。
我到达赫布伦时,正值午后。阳光强烈,街道空旷。城市被分成了两半,一边是安静得近乎冻结的老区,一边是喧哗且警惕的新城。
我在老城的清真寺外遇到一位少年,他叫亚西尔,十岁,卖手工项链。他拉着我走进一条狭窄的走廊,两边店铺半掩,金属网如蛛网般悬挂于头顶,防止被投掷的石块砸落。
“你害怕吗?”我问。
他摇头:“这里的人不怕,只是习惯了躲。”
我们坐在一家关门的茶馆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褪色的合照,是他父亲年轻时在同一地点站立的模样。他轻声说:“我们都在等时间过去。”
一位老妇走来,递给我一杯凉茶。她说:“城市不老,人的心才会。”
黄昏前,我随亚西尔走到一处屋顶。他指着远方一栋闪着金光的建筑,说那是“他们”的哨塔。
“你看得到希望吗?”我问。
“希望不是用来看,是要撑过去才会长出来。”他说得轻,却比任何一句教条更有力。
入夜之后,我借住在一户家庭里。晚饭过后,屋主在天井里燃起一小团橄榄枝,他说这是老传统,让火光照亮屋顶,让祖先知道他们的后人还在这里活着。
我写道:“赫布伦是一枚被压进两本圣书之间的纽扣,既扣不住信仰,也脱不开回忆。”
我来到伯利恒的那天,正赶上教堂钟声鸣响。街上人不多,橄榄树下有人晒太阳,也有人低声吟唱。
我走进圣诞教堂,一位身穿深蓝长袍的修士在讲述这座教堂的来历。他指着地下那处小小的银星标记,说:“据说耶稣诞生在此。”
我低头望去,只觉那不是一处遗迹,而是一种时间的凝缩,一种信念在无数悲伤与希望中依旧微光闪烁的证明。
教堂外的墙壁上,有大片色彩斑驳的涂鸦与铁丝网。一幅涂鸦画着一位天使从围墙中探出头,她的眼神充满困惑与怜悯。
我写下:“伯利恒是诞生的地方,也是未竟梦想的摇篮。她的墙上贴着艺术与哀愁,她在缝隙中燃着光。”
随后,我在石墙下遇到一位年轻画家,他在墙上画下孩子捧着鸽子的模样。我问他:“你画的是什么?”
他说:“是我们心里未出生的和平。”
临走前,我又路过一座小学校门口。一个女孩正在用粉笔在墙角写诗:“我爱我的城市,它像一块破布,却缝满妈妈的吻。”
她笑着看我,问我从哪里来,又说:“我们这里的孩子写诗,不是为了比赛,而是怕明天来不及。”
我抵达拉姆安拉的傍晚,街道灯光稀疏。这里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所在地,也是众多行政楼与大学的聚集地。
在一间图书馆里,我遇到一位名叫艾米娜的大学女生。她用流利的阿语夹着中文说:“我们的课堂里教的是未来,但窗外却教我们如何等待。”
她带我参观了校园的墙壁,上面密密麻麻贴着失踪者的照片。每一张脸庞都年轻,每一张笑容都曾是某人不眠的希望。
我沉默良久,只能写下:“拉姆安拉是一本打开的书,文字清晰,但页页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