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激动地予以否认。
随后,蜂医、深蓝也被传唤。
他们证实了露娜在疗养院、在戈卢博夫奇基地的指挥和战斗表现,证实了第一次投降是为了保护平民的无奈之举,第二次被俘时已彻底失去战斗能力。
蜂医尤其强调了露娜的伤势和当时的极端环境。
乌鲁鲁的证词则带着他特有的粗粝和硬气:
“妈的!要不是为了护着那些哭哭啼啼的老百姓,老子早就抱着炸药包跟哈夫克那帮杂种同归于尽了!还轮得到他们抓俘虏?露娜下那个命令,比杀了她还难受!你们这帮坐在后方的老爷懂个屁!”
检察官则始终围绕几个核心问题穷追猛打:
为何两次都是露娜主动接受被俘?
为何与疾风的关系未曾及时上报?
第一次投降是否是最优解?
是否存在指挥失当甚至更严重的嫌疑?
辩护赵中尉显然准备不足且压力巨大,他尽力强调客观环境的极端恶劣、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保护平民的优先性,以及露娜过往的卓越战功。
但他的辩护在检察官咄咄逼人的质询和如山铁证面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最煎熬的环节,是对露娜的反复盘问和细节还原。
检察官、审判员,甚至何成本人,都多次打断露娜的陈述,就某个时间点、某个决策的细节、某句与疾风之间极其短暂的对话(被“神盾”系统意外捕捉到),进行反复的、近乎苛刻的质询。
“你看到‘疾风’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她摘下头盔后,你认出她的那一刻,内心活动是什么?”
“你确定当时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吗?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你如何证明你内心没有一瞬间的动摇?”
这些问题像一把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露娜的神经。
她必须一遍遍回忆那些最痛苦的瞬间,剖析自己的内心,在巨大的压力下保持措辞的准确和一致性。
她的额头渗出冷汗,伤口因为激动而隐隐作痛,声音时而哽咽,时而因极力克制而颤抖。
她讲述了高中时与克莱尔·安·拜尔斯在箭场上的竞争,那种惺惺相惜又全力以赴的纯粹;
讲述了得知对方可能瘫痪又奇迹般恢复时的惊讶;
讲述了在戈卢博夫奇废墟上重逢时,那种时空错置的震惊和荒谬感;
更讲述了下达投降命令时,看着那些平民恐惧的眼睛,内心那如同撕裂般的痛苦和负罪感。
“我从未背叛我的誓言和我的祖国!”
露娜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嘶哑,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下令投降,是因为那是当时保护我身后那些无力反抗的人的唯一选择!我活下来,是为了继续战斗,而不是为了背负莫须有的罪名死在自己人的法庭上!”
漫长的举证、质证、辩论结束后,法庭再次陷入沉寂。
所有人都感到精疲力尽。
审判长何成宣布休庭合议。
等待判决的时间,仿佛比他们在雪原上跋涉的那几天还要漫长。
被告席上的四人沉默着,空气中弥漫着焦灼和不安。
终于,侧门再次打开。
何成与两名审判员面无表情地回到审判席。
何成手中拿着那份薄薄的、却决定命运的电子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