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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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也是本村人氏，男性，他老人家名叫邢俏生，村里人都叫他小名：黑子（取其音）。我习惯称其为：邢老师。古人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我虽无法效仿古圣贤辈，但尊敬之心还是有的。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来到白石学校，读初中。一开始选班干部，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也因为我在全公社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在白石上学的有好几个村子的学生，有白石村的赵文祥，邢素珍，赵银明等，有我村的邢金稳，邢林虎，邢成枝，张梅兰，邢亮福和我，有牧庄村的，有上河北村的，有南沟村的，有于条沟村的，一个班的学生有四五十人，本村的自然是选我，牧庄村的学生也是选我，原因我是牧庄村的外甥儿（我外祖母在此村居住），况且小村来了大村上学，他们一般不愿意选当地人来担任班干部，所以他们都选我出任班长。事后是班主任出面和我商量，唯一的理由是嫌我不会喊队，最后让白石村赵文祥担了班长，我是学习委员，还兼任劳动纪律委员。

在白石村读书第一年，因为我还是少先队员，学校选我担任少先队总队长，每星期活动一次，第一个任务就是守在学校大门口，检查哪位学生没戴红领巾。还要检查班级环境卫生状况，还要定期出黑板报，写粉笔字。现在想起那时的神气劲儿，可说是风光无限。

二年初中学校生活，对我影响并不太大。有几位老师，在我印象当中，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一位叫邓松涛（在《我的老师》里面，有专门讲述邓老师的文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至深，她是一位女教师，名叫李彩清，老家在忻州城里，能歌善舞，人年青漂亮。记得她住得是学校一间西屋，因为我是班里学习委员，到老师办公室的机会，自然就比其它同学要多，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孩子，虽说长得清秀，但不成熟的最大表现，就是喜欢戴高帽，听顺话，不喜欢受批评。后来，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李老师第一个点的人就是我，我嘴笨，说话又困难，别人是演戏，我只好和本村同学邢亮福说一段对口快板书，他一句，我一句，在课后排练了好几天，结果是没有正式演出。

记得还有一次，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议内容我忘记了，会场就在学校大院，我的任务是坐在会场前面一张桌子那儿，做会议记录，也算是秘书的职责。

就在这里，我们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学了一年农村会计基础理论。同时，学会打乒乓球。　。　想看书来

读书：我的中学

因为我的家庭成份不好，村里不让我上高中，那时是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上高中。我在村里一边劳动，父母给我请了一位村里的高中毕业生，每天下午教我二小时高中数学，这样教了几天，父母觉得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一个长远的办法，有没有效果是另外一回事情，关键是人家教了咱以后，今后该如何酬谢人家？父母和村干部同族兄长张润田说了一声，人家答应让我到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半工半读，人家早就开学了，我才踏进校门。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六年春季。

在这儿，我第一次尝到了远离父母的滋味。

二年半的读书生活，对我来说，可谓全面发展：一是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二是身体得到了锻炼。

据《忻县志&；#8226；大事记》中记载：“（一九七五年）秋，‘教育学大寨’之风开始在忻县盛行。推行所谓‘开门办学’、‘校队一体’的大寨经验，致全县高中猛增到六十七所，七年制学校（含初中）增为一百七十所。”照此推算，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应该就是这个时期的“新生事物”。说它是一所学校，也只说对一半。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学校设在农村，所学课程基本上与农村有些联系。比如修剪果树，比如学开手扶拖拉机，农闲时才学些高中文化课程。又因为学校刚刚兴建，没有教室，也没有宿舍，只好一边修建教室，一边上课。

没有宿舍怎么办？只好由学校出面，暂住在附近村民的空房子里。最初我是住在西沟村一户人家的窑洞里，后来才知道，那户人家就是妻姐邢梅兰的婆家。大概在那儿住了半年时间，后来又转到上佐村后鸡（地名，鸡字取音为街与儿的混音）一户人家，在这儿也住了有半年时间。这时，学校的房子也盖好了，游动生活才划上一个句号。

那时候的学习，也与当时社会形势有关。我记得有个运动叫“反击右倾翻案风”，整天起来写大字报。因为我在小学写过毛笔字，算不上什么书法，可也能贴在墙上。因此，老师让我写，我也有“能者多劳”的欣喜。如此书法将近一年，我的毛笔字却不见得有所长进：没有掌握要领，只是用钢笔来“画”字。

第二年，劳动量有所减少，文化课程也随之有所增加。但还是以劳动为主，有时学驾驶手扶拖拉机的知识，有时学果树修剪，有时学农作物栽培技术，大部分时间却是农忙时期，帮助附近村民锄田割麦。也在南沟村修过水库，也在牧马河畔挖过豆砂，谓之勤工俭学。虽说有些苦，却感觉不到累，劳动一天，喝二三碗面，或吃二三个馒头，然后朝土坑上一躺，多会想睡都能睡着，还真幸福。

在西沟水库（指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因学校建在西沟水库旁边，故代称之）上学期间，我曾给本村一位异族兄长传递过一封情书。收信人是我班一位女同学，人长得极其漂亮，身材又苗条，身后甩着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是我们班所有男生“目不转睛”的对象。他不让我看，可我好奇，走在半路，我偷偷取出几页……

啊！原来这就是情书！

然后，我也学着写起情书。写给谁呢？记得上佐村有一位女同学，长得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还有一位是关城村的女同学，同学们叫她“胡子兵”，当时也是我崇拜的偶像。试着给她俩写了几个纸条，终究没有胆量放进人家的书包里，只好埋在土里……

这是我的初恋。

那时文化贫乏，课本也就那么三二本，课外书又少得可怜。所谓娱乐，就是拉二胡吹笛子。关城村郭文田是我同学，年龄比我大，身体长得瘦高瘦高的，不爱与人说笑，他老人家天生爱好乐器，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把好笛子，我们这些毛娃娃就跟他学。一下课，人人抢那二把破二胡，起步先学《东方红》，然后再拉《绣金匾》，大有“既拉之，则为之”的气魄，虽说不专业，可也有那么一点小意思。别人听了，好像我们敲打破砂锅似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文田兄是这样安慰我们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事实是着急也没用，爱好与天赋是两个概念；慢慢来更不是我的性格，与其无望成为“大家”，还不如及早收兵回营。由此可见，爱好决定人生又是一条真理。但是，我对音乐与乐器还是非常喜爱的。

如今，文田兄已失去联络。据他四弟郭玉田（好像与我是豆罗中学同学，但我没有印象）说，文田兄现在好像在太原工作，具体地址与联系方式，他也说不上来。原因可能是忙于生计。然而，每当我想起他老人家，那高昂明快激动人心的二胡独奏曲，以及他老人家激情投入的姿态，叫我至今都回味无穷，叫我至今都浮想联翩……

在我快毕业的那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一月八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同年七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在第二年七月七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那时，祖父尚在人世。虽然他老人家受尽“有文化”的罪，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依然是“传家万事皆宜俭，聪明常在读书人”的心理，他知道“知多世事胸襟阔，阅尽名书诗境宽”。于是，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读书，插进文科班二十六班。

在这儿，有必要讲述一下三姑夫父亲。他老人家名叫寇黄厚，世居小豆罗村，曾担任过村里干部，与豆罗中学负责人有所来往，并且关系还非同一般。父母委托他老人家与学校校长（赵增卯，老家原平市人）交涉，交涉的结果是让我答了二份试卷：语文与数学。可能是我的分数还不错，也可能是黄厚爷爷“交涉”的因素，我才迈进豆罗中学的大门。

当时豆罗中学有一千多名学生，而且闻名遐迩。学生来自豆罗公社、下佐公社、庄磨公社、西张公社、野裕公社、兰村公社，就连忻州城里的某些学生，也找人托关系来这里上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这里有许多好老师。因为我学得是文科，对文科老师比较了解，有*前毕业于天津大学的赵三寨老师，他老人家对历史与语文尤其精通，就是对数理化各科，也都有着很深的研究水平。后来他老人家调回地区教育学院，还是地区九三学社的支委。

还有，后来担任原平市公安局局长的李银贵老师；还有调到忻州教育学院的米玉全老师，是忻州有名的英语老师；还有调到长治的高黄娥数学老师；还有辛二亮政治老师，薛银明语文老师，康维语文老师等等。

我当时分在二十六班，班长就是内人，她还兼着校学生会主席一职。虽说我俩在同一个村子长大，但我们来往并不是很多。记得她给我捎过一次干粮，也是匆匆来又匆匆走。

学校生活是幸福而枯燥的：每天早晨跑操。跑完操吃早饭。之后上课。之后吃中午饭。下午接着上课。之后吃晚饭。之后再进教室上晚自习。日复一日，天天如此。那时候的饭，其实是从家里带的干粮，让学校食堂给热一下而已。冬天还好些，一星期回家取一次。夏天就不行了，一星期要回二次家，不然干粮就起白毛毛。家境好些的同学，还从家里带些香椿咸菜。

现在想起那时的生活，可真是“艰苦卓绝”。好在学校离三姑家不远，时间长了，还可以去她家吃顿好饭。那年我没考上，原因是多方面的。进了考场，圆珠笔就是不出油……

之后，在豆罗中学三十一班（也叫高补班）复读一年。经过上次磨练，也经过上次打击，我只有发愤，我只有拼命。距高考前一月时间，根本没有回过宿舍，更不知道被褥与枕头的滋味如何，就知道爬在课桌上看书，背公式定理。累了，爬在课桌上歇会儿。醒来继续看书，继续背公式定理，继续听老师讲课。唯一走出教室的时间，一是去吃饭，二是上厕所。

有一次，我想上厕所。找来找去，就是找不着那个该死的“地方”。我想找个没人的角落，小解即可。然而，周围站满了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怎么办？我就到处跑啊跑啊！跑到那儿，那儿都有人，就是没有方便之所。然后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