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大儒也站起来反驳,“尔等受前明恩惠,自然处处维护!然治史者当秉笔直书,岂能因个人恩情而曲阿?”
“我等维护的是华夏正统传承!是立国之本!岂是私恩?!”。
场面彻底失控,殿堂之上,不再是庄严肃穆的学术讨论,而变成了充满火药味的激烈交锋。
皓首老儒们引经据典,拍案而起,唾沫横飞,争得面红耳赤。一方紧扣“正统性”、“开国伟业”、“皇明恩泽”。
引证乃是《明实录》、《明史》等官方记载,另一方则死死抓住“时间线”、“战役规模”、“北元延续”等具体史实,旁征博引各类笔记、地方志乃至域外史料。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都试图在秦思源和众高官面前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不仅关乎对明朝的评价,更隐隐触及了新生的夏国如何定义自身继承的“华夏道统”这一核心命题。
秦思源端坐于王座之上,深邃的目光缓缓扫过下方这如同沸鼎般的殿堂。
实话说,他内心并无任何暗示或授意某些人去刻意抹黑大明的意图。
眼前这场激烈的争论,根源在于他赋予《华夏通史》编纂的最高准则——真实、公正。
他,秦思源,灵魂深处烙印着后世那个资讯爆炸时代的印记。
在那个时代,大明十六位帝王的一生功过,早已被无数人置于显微镜下反复剖析、争论不休。
后世相对客观的史观清晰地告诉他:朱元璋在登基称帝前的战略重心,确非直指北方的蒙元主力。
那位开国太祖更像一位深谙韬光养晦之道的棋手,其主要精力集中于积蓄力量、经营江南根基,并逐一剪灭如陈友谅、张士诚等南方强大的割据势力。
从这个角度看,殿中那位率先发难、指出太祖早期抗元贡献有限的老儒,其观点并非无的放矢。
夏军平定江南后,从那些传承数百年的世家大族秘藏中收缴的诸多原始记录和地方志,都从侧面佐证了这些大事件的另一面。
至于“驱逐鞑虏”这面光辉的旗帜,大明自然举了起来,也确实将元廷逐出了汉地核心,这是政治正确。
然而,这面旗帜的成色,在后世史家眼中却并非毫无瑕疵,蒙元政权并未被彻底消灭,而是退回了漠北草原。
以“北元”的形式继续存在,其骑兵的阴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大明北疆之上。
从洪武、永乐直至土木堡之变,乃至嘉靖年间的庚戌之变,威胁从未真正解除。
大明帝国的国都,某种意义上始终处于北方游牧力量的战略威慑半径之内。
更何况,大明自身的制度典章,从严苛的户籍束缚到中后期的宦官干政、党争倾轧、卫所崩坏,其间的“黑历史”足以令人扼腕叹息。
殿中这些为大明激烈“辩经”的大儒们,其慷慨激昂背后,固然有维护正统的情怀,但又何尝没有自身作为旧明既得利益的立场在驱动?
维护大明的历史地位,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护他们自身曾经辉煌的根基。
然而,政治现实如同一条无形的钢索。秦思源心中雪亮:有些事情可以洞若观火地“想”,甚至可以在小范围内基于史料“议”,但绝不能毫无顾忌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