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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期《今古传奇》上有几篇将军逸事。1982年中顾委华东组会上，许世友主张杀掉张春桥和“江渭清”，因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时江渭清就坐在许世友对面，聂凤智将军赶紧纠正道：“不是江渭清，是江青。”许世友说：“对，就是江渭清。”众人大笑。会后许世友问秘书那个庶民的“庶”有没有说错，秘书说没错。许世友说与民同罪就是与民同罪，为什么一定要加个庶字！唉，不知道是文化害得许将军胡说八道，还是没有文化害得许将军胡说八道啊。

2006年12期《国外理论动态》上有一组关于拉丁美洲的文章编辑得很具匠心。拉丁美洲现在整体上向左转，但掌权者分为两种左派，一种是平民主义左派，一种是改良主义左派。美国已经无力阻止拉丁美洲左派的复兴，于是打算支持“温和的左派”，压制“激进的左派”。我看拉丁美洲的领导者们应当加强团结和彼此宽容，并争取中国和俄国的支持，警惕被美国分化利用，最后落得萨达姆的结局。

最近发现电脑字库里的词汇，一般是按照出现频率排序的。用拼音打renwu，出来的先是任务，后是人物。这说明现在任务比人物重要，这是一个重视干活不重视人权的时代。由于我使用“人物”概率很高，依靠词频调整，我的词库里“人物”终于排到了“任务”前边。还有如果用简码打zy，先出来的是“这样”、“左右”和“中央”，很后边才出来“自由”、“尊严”和“左翼”，这说明现在“中央”比“自由”和“尊严”重要，甚至“造谣”都比“自由”重要。我使劲调整了半天，结果弄巧成拙，把“早夭”给搞到前边来了，那“中央”的嘴都笑歪啦。

孔子不管谁管？（3）

OK，今天“左右”就“这样”吧，明天再争取“自由”和“尊严”吧。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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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水浒传》序言（1）

为《水浒传》冠序者，半千年来夥矣。无论李贽钟惺金人瑞，皆一代才俊，其文玑珠锦绣，人所共钦。今有贤达再翻新版，索序于洒家。孔某后学，特一《水浒》爱好者耳，何德何能，敢于崔灏诗后舒腕续貂？辗转思之，不若拈出《水浒》八大问题，与天下豪杰并切磋，供世间学人同斟酌，或可聊献一愚，间道塞责也。

《水浒传》八大问题，一曰作者，二曰版本，三曰史实，四曰主旨，五曰流别，六曰艺术，七曰影响，八曰观念。以下不避繁琐，挨板言之。

第一，作者问题。

《水浒》作者，主要有三说，施耐庵说，罗贯中说，施耐庵罗贯中说。

其实，诸说虽各有依据，但皆不完全准确。元明之际，长篇白话小说尚未进入文人独立创作时期，一般皆为长期流传演变，集体创作加工后，由一二独具慧眼者集合大成，编纂完工。《水浒》亦不例外，其故事于民间长期流布，宋元说话讲唱艺术中版本甚多，元代水浒戏亦复不少。如施耐庵（或谓即《拜月亭》作者施惠施君美）者，不过合百川为一海。其中肯定有施耐庵本人之独创部分，但像“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一类套语，分明乃万书共享之公众资源也。《水浒传》之伟大，正在于它是千万人民群众的“独创”联合起来之结果。虽然施耐庵罗贯中集其大成，但此后仍有其他人继续加入创作，例如金圣叹。集体创作虽有众口不一纷杂矛盾诸缺点，但毕竟汇聚了数百年间的人民智慧，其浑然浩瀚的生命力是纯粹个人创作难以达到的。当今武侠小说个人创作取得最高成就的金庸虽然号称“武林盟主”，其小说精心结撰，更经十载修改，几度润色，公认脍炙人口，独步天下，但与《水浒传》相比，仍觉气魄上略逊一筹。“文革”期间曾盛行“集体创作”，但那种“三结合”原则下的集体创作更多的属于拉郎配式的“乌合”之作，不能充分发挥创作个体的才情。《水浒传》的作者问题说明，伟大的经典艺术一方面来自长期积淀的群众智慧，另一方面又要经过代表群众思想情趣的高明作家来综合熔铸。成型之后，其他人仍然可以继续修改。这就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法。艺术如此，其他领域又何能外？一部壮丽的人类文明史，不就是普通民众与圣贤英豪共同合力的杰作吗？

第二，版本问题。

《水浒传》版本，主要有三种，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另有百一十五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七十一回本等罕见版，倘非专业研讨，不必细论。

经历代学者多方考证，百回本为最早定本，百二十回本乃是在百回本基础上“插增”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二十回，从而凑齐了宋江集团招安后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的“征四寇”的四大武功。一般认为所插增的二十回艺术平庸，时序乖谬，专家多予鄙夷。但普通民众往往贪多求全，有百二十回的版本绝不买百回版。多看几段故事多过几天瘾，虽然跟书的其他部分比确实平庸，但谁能要求一部书处处精彩？恰像谁能要求一张歌碟里每首都是妙曲。买了一台彩电另外赠送一台黑白的有啥不好？再说，征四寇部分的平庸，不也正说明了英雄一旦被招安，就丧失了精彩的生活吗？“文革”中“评《水浒》”运动期间，中国全民再一次普及了《水浒传》，那时大多数民众读的就是百二十回本，封面印的是《水浒全传》。特别是对于那时候尚在读小学的孔庆东之流而言，实在不觉得征田虎王庆的部分有多么平庸恶劣，比起那些动不动两阵对圆乱打一气，“阵前苦斗貔貅将、两侧呆看草木兵”的胡编乱造的战争文学来，觉得还是写得很高明的。

至于七十回本，乃是金圣叹的杰作。金圣叹老师才高运蹇，乃古往今来第一鬼才。他看出《水浒》精华俱在前七十回，故而拦腰一斩，以求完璧。但他标举的旗帜是反对招安，假托莫须有的“古本”，其实书中多处做了窜改。当然，金圣叹的窜改往往对原文有点铁成金之效。我们一般情况下反对擅自改动原文，但事实上，谁知道我们今天所读的“原文”经过了多少番改动，就连《诗经》，我都怀疑俺家老祖宗未必不暗暗混了几首自己的情诗进去。只要改动得好，人民就欢迎。而且改动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所以，我倒是建议喜欢《水浒传》者，可以先读百二十回本，再读百回本，再读七十回本，一定大有收获。特别是，读七十回本伴随着金圣叹的评点，读百回本伴随着李卓吾的评点，等于在跟最好的《水浒》专家同读水浒，免费雇一院士级的梁山泊导游，其乐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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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水浒传》序言（2）

第三，史实问题。

“传”是一种历史文体，名曰“传”者，当有所本。《水浒传》被金圣叹等赞为可与《战国策》、《史记》同不朽的宇宙杰作，其史实究竟如何，历来为学者兴趣关注点。

《宋史》之侯蒙传、张叔夜传等载有宋江三十六人作乱事，但规模显然不大，很快被张叔夜平定。其实整个北宋时期，都没有规模太大的农民起义，不论王小波李顺还是方腊，前跟唐朝的黄巢比，后跟元朝的朱元璋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水浒传》只是借了宋江等人现成名字，踵事增华，夸大其威，扩展其势。而梁山泊“八百里”的规模和浩大的水军、激烈的水战，则不免令人想到南宋的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幺起义，甚至想到朱元璋的洞庭湖大战。而《水浒传》中的地理错误也明显比《三国演义》要多，山东山西都搞不清。其实在山东的梁山地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宋江起义，也没有另外的大规模起义，只有一些小规模的盗贼（参见《宋史》之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不过，梁山却因《水浒》一书名声大震。而历史上三十六人横行的“河朔”、“京东”却跟宋江渐渐断了关系。可见，《水浒传》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但在演化过程中，超越了历史之真实，做强做大了文学之真实。前人谓《三国演义》是“七虚三实”，我看《水浒传》连“九虚一实”也达不到。因此，虽然名曰“传”，但早已摆脱了“史”。叙事者自由地塑造人物，表达情感，不存在《三国演义》里“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弊端，在塑造人物方面达到了空前的境界，谓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恰如其分也。所以，读者不要再去山东梁山寻觅历史上的武松林冲鲁智深，而应在心里铭记他们的形象。史实问题，交给学者们去爬梳清理可也。无论文学还是历史，谁也不能保证其纯粹的真实性。艺术作品只要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就会是永恒的。

第四，主旨问题。

《水浒传》的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或曰愤元朝之暴虐，或曰叹当道之昏庸；或曰农民起义的雄伟画卷，或曰民主政治的先觉预言；或曰诲淫诲盗，或曰利国利民。恨之者咒骂施耐庵罗贯中“子孙三世皆哑”（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及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谓“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爱之者将施罗二人比诸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卢梭、西乡隆盛、达尔文（见《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比诸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狄更斯（见王钟麒《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甚至比诸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见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其实，大凡经典杰作，往往旨趣繁复，非三五语所能概括。尤其大面积反映人生之说部，世间百态尽在其中，谁知“人生之主旨”究竟为何？有时不过贞者见贞，淫者见淫耳。当然贞者见淫、淫者见贞亦可。从创作方面言，有感而发，象形指事，此乃通律。水浒故事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人民必将民族义愤和反抗情绪融入其间。说它歌颂起义或者说它鼓动作乱其实是一个汉堡包的两面。梁山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生活确实表达了某种理想，但毕竟不是晚清革命者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平等社会，更不能硬套概念，锁定《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也（见王钟麒《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及黄人《小说小话》）。

倒是历代都有高人看出了《水浒传》的一个关键要害：投降。金圣叹就因投降而腰斩了《水浒》，后来又有俞万春不许梁山盗贼投降，另写了《荡寇志》，将梁山好汉斩尽杀绝，以表明“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序》）。延至现代，鲁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后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继续鲁迅的思路，把投降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于是引发了全国批判宋江的热潮。其实由此政治视角出发，恰恰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根本性矛盾，只有少数起义者能够改朝换代，“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大多数反抗社会秩序者，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下场”的问题。所谓“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未必就是一个道德上应予谴责的选择。反抗秩序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换来一个好一点的秩序。不能指责那些未能从体制上根本推翻一个社会的革命就是假革命。在政治性的焦虑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盾：德才兼备而沉于下僚的英雄豪杰，应该怎样生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应该推翻、改造还是顺应？《水浒传》其实跟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一类小说具有情怀上的相通之处。《水浒传》得到社会各界的喜好，大多数人并不是要去造反或者杀人或者先作乱后招安，而是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困境，看到了快乐与痛苦、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矛盾。可以说，这才是《水浒传》更为深远的“主旨”。

新版《水浒传》序言（3）

第五，流别问题。

《水浒传》属于什么流派、什么类别的作品，似乎也存在不同认识。我所学过的文学史教材里说《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这固然是没错的。但仅此一个视角，不足以概括《水浒传》全部的流别归属。《水浒传》跟《三国演义》的产生年代大体相同，首先属于中国最早的长篇白话小说。考虑到《三国演义》的语言属于“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那么《水浒传》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也。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就是章回体通俗小说，所以《水浒》与《三国》同为中国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之滥觞。今人将《水浒》与《三国》、《西游》、《红楼》并列为四大古典名著，阅读者与研究者，均视为雅事。其实当初所有的白话小说均属于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总体上小说戏曲跟经史子集相比，就是“通俗”的。但通俗类的作品不一定在美学品格上就不高雅。大量的通俗小说被时间的长河淘汰了，“四大古典名著”成了最高雅的文学。这一认识上的变迁经过李卓吾、金圣叹等人的竭力标举，至晚清渐成共识，最后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得到了固化。明乎此理，则知俗可以变雅，雅可以变俗。公主王妃可能沦落娼门，通俗小说亦可成为顶尖精品。

既然《水浒传》属于白话通俗小说，那么在通俗小说家族的内部，则不难看出，它属于“武侠”类别，与《三国》属于“历史”、《西游》属于“神魔”、《红楼》属于“言情”并列。说《水浒》属于武侠，是因为其主要故事情节有武有侠、以武行侠。“非特武松、鲁达等人，英风动山岳，高义薄云天；即水泊之喽噜，酒店之火伴，亦隐隐有侠气。”（《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这与从“英雄传奇”等其他角度概括《水浒传》并不矛盾。可以说，《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武侠小说，跟今天最好的武侠小说比，也仍然傲居上游。当然，武侠小说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变，形态观念都发生了相当大的迁移。但应该看到，无论《三侠五义》、《江湖奇侠传》还是《七剑下天山》、《书剑恩仇录》，都跟《水浒传》保持着精神上的血脉关联。特别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和上不畏官府、下不媚庸众的冰雪英姿，是《水浒传》照耀千秋、冠绝所有武侠小说的核心根源。所以，论及武侠小说，《水浒传》无愧为第一范本也。

第六，艺术问题。

《水浒传》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显然只有侠肝义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其艺术上的高妙。一是人物，栩栩如生。金圣叹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虽然并非一百单八将个个都达到了“典型人物”的层次，但一部通俗小说能够让读者毫不费力地记住其几十个人物，这真是“下里巴人”令“阳春白雪”大为窘迫之处，套用旧时理发店的一副对联，“虽谓毫末技艺，居然顶上功夫”。当今中国文学概论里讲到塑造人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