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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人来访，却言梁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梁启超回答说：“欲之，然难得妥当人。”谁知，友人是何惠珍所托之人，前来说媒，甚至说“已誓不嫁”，只等梁启超的回应，让梁启超甚感为难。

其后不久，一西人宴请梁启超，梁启超到后发现，此人原来是惠珍的老师，于是请何惠珍代为翻译。席中，梁启超与何惠珍畅谈良久，大论中国女学、儿童教育，却都不提及二人之事。何惠珍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使得梁启超也苦于应付。面对如此优秀、有抱负的女子，梁启超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爱慕之情溢于言表。论及倡办女学时，何惠珍款款深情的望着梁启超说：“他日先生维新大业成功后，不要忘记我。若是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到来。我心中只有先生一人。”握手告别以后，梁启超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乃至终夜失眠。

徘徊中，梁启超鼓足勇气，给妻子李惠仙写了一封长信，道及自己与惠珍的认识经过和爱恋经历，诉说自己的苦郁，言昔日“因惠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一全国；若更因惠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但自己与惠仙虽离多聚少，然美满姻缘，百年恩爱，定然不会拒之而逃，况且自己提倡女权，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决不会违背自己所说的话。可是，信中梁启超对何惠珍的感情让李惠仙看出了自己丈夫的压抑与痛苦，知书达礼的李惠仙决定玉成这件婚姻，提笔复书梁启超。然则梁启超见书后感到妻子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听到妻子拟禀请于父亲，大吃一惊，速回复书信一封，言“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人岂能谅我？”自己只是“每接见西人，翻译者不能达意，则深自愤恨，辄忆此人不置耳。”

不久，梁启超接到上海来电，促其速归，于是匆匆返回日本。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发乎情，至乎礼而已”。后来，梁启超作诗数首来咏述这段开放自由的爱情：

眼中既已无男子，独有青睐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负，当筵我几欲卿卿。

还有一首是说自己若能成功后，一定与其携手共办女学：

万一维新事可望，相将携手还故乡。

欲悬一席酬知己，领袖中原女学堂。

武装勤王运动

1900年3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其势愈来愈盛，后来甚至发生了杀戮日使馆书记杉山彬的事件，以后毁教堂，杀教民，北方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就在这时，南方督抚单独成立自保局面，和各方签订互不相犯的协定，结果东南半壁江山，赖以保全。这时，保皇、革命二派都看准机会，准备联合革命，发动武装勤王运动。孙中山想通过革命，推翻满人皇帝，建立共和政体，而康有为则想通过此举，使光绪皇帝重新登位，二者中间又产生了矛盾。此时，梁启超提出推举光绪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以求“两者兼全”。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并没能够明确统一的思想基础，给起义埋下失败的隐患。

尽管梁启超在檀香山频繁活动，事务繁忙，可是面对箭在弦上的勤王运动，他不得不为此极力奔走，大造革命舆论。

1898年，梁启超就发表《破坏主义》，热情赞扬革命，鼓动社会。当时保皇会组织涣散，办事效率底下，梁启超针对此种状况提出广纳人才，变更人事等多项建议，可是没有引起康有为的重视，最终酿造了苦果。

关于网罗人才，梁启超指出举大事者，必先合天下之豪杰，“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然“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　　提醒康有为要认清形势，想尽方法收罗“难驾御难节制”的人才以用来谋划大事。同时督请总会布置联络职责，以免各方交流不畅，影响起义。

澳门总会的拖沓深深刺激了梁启超，数十封信件未曾回复一字，梁启超感到总会人才奇缺，组织混乱，随书信一封，提出建议，请康有为设法大加整顿，调整人事。在信中梁建议设一总理，总持各事，同时针对资金短缺，他提出设一会计出纳，管理资金使用情况。后来，梁启超看到王镜如、何穗田等的能力不足以领导总会，不顾多年情谊，坚决要求“能统全局之人”徐君勉归澳主持总会事务。

为了起义的需要，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专门培养军事人才，寻觅军事骨干。1899年冬，该校高才生林锡桂随唐才常回国，成为勤王运动中的领导人物。唐才常回国后，也积极联络会党人士，组织正气会，用来联络上海以前的维新志士。后来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口号为“救国自立”，争取社会各界的有志人士。

自立会在上海开富有山堂，即哥老会洪门组织，以自立会会党为基础，用来团结东南各省会党。江湖上名声极盛的张耀廷、刘传福等人为正龙头，康有为、唐才常由于当时的社会地位被列为副龙头，而梁启超、林锡桂为总堂，地位又较次之。可是由于自立会以康、梁、唐、林为骨干，所以他们在组织内的地位并不低。由于原维新派前辈容闳为孙中山代表，所以，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的领导，一方面又拥戴孙中山，在当时被称为“极峰”。

1900年7月，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哥老会内部同志倡议设立“国会”，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经过协商，不久，上海同志八十多人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会聚一堂，召开大会，叶浩吾任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后定会议为中国议会，并推举容闳担任会长，严复为副会长。随后，容闳作了演说，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听者无不意气风发，掌声雷鸣。三日后，“国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完善机构，改革人事，开始了指导勤王运动的使命。

为了执行自立会纲领，成立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作为指挥者，参与了此次起义，梁启超担任自立军的总指挥。

当时，唐才常统帅中军驻扎汉口，另有几支武装分驻安庆、大通、常德、新堤，号称10万，准备于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一同起义，直挥京师，以求推翻清廷。梁启超为了有效的指挥起义，赶紧从檀香山回到日本，仅做稍稍停顿，便赶往上海，准备亲自指挥战斗。

踏上回国的轮船，梁启超早已没有了闲情逸致来欣赏大海的波澜壮阔，海鸥的一飞冲天，心中充满了对起义胜利的憧憬。明月落在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身上，泛起一波光环，淡淡的，似青烟飘过船舷，漫向远方。淡淡的隐忧弥漫在他的心头，军士的过于自信，组织的混乱，联络不畅，还有最重要的军饷，一件件事情压在他的心头，令他对起义充满了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