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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织不缠足会,农学会,倡办女学堂,俨然成为言论界和不缠足会及其他学会的首领,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严复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1897年6月,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不缠足会,放足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不久,入会者络绎不绝,各地分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放足的兴起引起了一些人疑义,认为缠足旧习已久,“恐女子不缠足,异日或难于择配。”梁启超在《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婚配。故特设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溅广,革此浇风。”

不缠足会会务原由汪诒年代理,后因会事迅速发展,会务繁重,而汪处事太多,随移交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不缠足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不缠足会和各种学会的发展吸引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他

在7月21日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要求“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赠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用来窃“维新之貌”。

1897年冬,梁启超又与经元善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建造校舍,于第二年夏招收女学

生,成立女学堂,真正“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可是,《时务报》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的矛盾。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梁启超与汪康年时有摩擦,而黄遵宪与汪康年素有微嫌,争议不断。1897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知耻学会序》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大骂梁狂妄荒谬,禁止该期报刊在其辖地发行,随后又指使汪康年向梁启超施加压力,抑制梁的言论,甚至随意删改梁启超的文章,使得梁无法继续在此工作下去。与此同时,黄遵宪与汪康年的矛盾更加激烈,受到汪的排挤,被调任湖南盐法道并代理湖南按察使。就在这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筹办时务学堂,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于是邀请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离沪奔湘,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

随着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发展,他的思想逐渐完善,特别是没有康有为的影响,使得梁启超摆脱了康有为固有思想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独立登上政治舞台,担负起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

时务学堂激风云

在《中外纪闻》、强学会、《时务报》的宣传影响下,在湖南长沙周围聚集了一批爱国维新志士。陈宝箴、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具有开放思想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

陈宝箴,自1895年调任湖南巡抚以后,以开化湖南为己任,推行新政,办新学会、不缠足会,筹办航运,修建马路,设立工厂,建立新学堂。陈宝箴接触过许多西方新思想,新技术,具有一定的维新倾向,较为支持湖南的维新派。1895年的公车上书给他以强烈震撼,康梁的维新思想深深吸引了他。为了传播新思想,推行新政,陈宝箴甚至用官费订购《时务报》传读于各衙门中间,活跃了湖南政界的思想,使得湖南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当时的湖南守旧势力仍然强大,陈宝箴的新政并非畅通无阻,以王先谦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阻挠改革。为了宣传封建礼学,王先谦上书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请求创办时务学堂。陈宝箴并不了解王先谦的本意,为了培养革新人才,推动湖南变法维新,开通湖南风气,便欣然同意。由于陈宝箴的直接干预和维新高潮的影响,时务学堂成为中西并重的新式学堂。教授工厂企业的管理文化,而且毕业后还可以出国留洋,因此招生规则一经颁布,学生报名踊跃,一时成为湘江之畔的一道风景。

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来到了湖南,来到了时务学堂。到湖南之前,康有为等专门到上海和梁启超商讨办学方针,二者产生了异解,康有为认为应采取“缓进法”,毕竟民智未开,火候过大,会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扰。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已集病甚久,需得猛药才能医救,彻底改革,才能唤醒沉睡的民众。由于康有为的见解并不坚定,因此梁启超进湘后,激进的教学法引起了轰动。

1897年10月,梁启超抵达长沙,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来到长沙的消息轰动了湖南各界。蔡锷、林锡圭等四十名学生听到后欣喜若狂,湖南官员、各书院师生亦纷纷目睹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以激进的思想,超人的智慧,优雅的风度征服着湖南的思想言论界。第二天,时务学堂在曾忠襄祠举行公宴热烈欢迎梁启超,参加公宴的有黄遵宪、江标等官员与各地方教习、绅士等社会名流。

公宴上,熊希龄致欢迎辞。随后梁启超发表演讲。演讲中,梁大谈治学方针,强调“以湘之才,用粤之财”,来拯救中国。这些言论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听者摇头惊讶,怀疑其可行性,更多的人报以掌声。根据时务学堂培养人才之要求,梁提出“立志”、“养心”、“治身”、“穷理”等《学约》十章,传授学习方法,明确学习目的。梁启超制订的学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容崭新,说理深透,使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求变图强,成为维新变法的人才。

时务学堂重思考,重实践,提倡自由讨论,学生变得思维活跃,激进,学术氛围浓厚。梁启超的到来带来了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使时务学堂成为维新运动人才的摇篮。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批评君重民轻之说。大倡反满革命思想,使一些热血青年意气风发,成为维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大批维新志士从时务学堂走向社会,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当时,梁私下摘印《明夷待访记》、《扬州十日记》,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直接揭露清朝的血腥罪恶,激起人民的反抗精神。梁启超当时风华正茂,在时务学堂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肆意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可谓酣畅淋漓。能够淋漓尽致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传播自己的思想,无拘无束地展示才华,这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可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福。此时,《湘学报》、《湘报》等开始发行,给梁启超又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

在解答学生的问题时,梁启超指出强国需要限制君主权利,则需开议会,而议会之开,需广人才、建学校,即为开民智。“强国以议会为本,议会以学校为本”。这就是中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关于服饰问题,梁启超这样回答道:“衣服虽末事,然切于近身,故变法未有不变衣服者。”  可见当时梁启超对改革的急切与彻底。这些使得时务学堂学生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极大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给学生的触动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传。于是整个湖南哗动,从省城到乡村,没有地方不惊之为奇,整个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引起以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极大恐慌。守旧派指责梁启超一干谣言惑众,伤风败俗,“忤逆连篇累牍,乃知志在谋逆。”  所教之学违背伦理,误人子弟,不啻为百十俊秀,焚而坑之。在守旧派看来,时务学堂则成了培养邪恶势力的阵地。

梁启超在湖南不仅教学于时务学堂,指导各种报社、学会工作,同时也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出谋划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他认为湖南应办之事应该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如果三者能够实现,则湖南维新大业必定能够成功。梁启超把湖南当作一个维新基地来建设,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1897年,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劝湖南自立自保,应付他日大难到来,并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谈论自立后应当著手开办之事。这当然不能被陈宝箴等接受并采纳,并且引起了湖南旧势力的恐慌。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派官僚随后开始了对梁启超等的迫害,梁启超等景况险恶,生命受到威胁。最后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不得不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使他们相继离开了湖南。不久梁启超由于大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培养维新人才的沃土。此时,西方列强蓄谋瓜分中国,为救国救民,康有为等在北京建立了保国会,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尽管梁启超他们最终离开了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作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成为了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革、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培养出一批如蔡锷,秦力山等一批日后中国著名的改革家。梁启超的汗水浇灌了美丽的花朵。正像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描述的那样: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

起,小学会尤胜。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衔,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书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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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大加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危在旦夕,封建官僚却手足无措。这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了出来,引领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由于湖南顽固势力的压迫,梁启超不得不离开时务学堂,重新回到上海。1898年春,梁启超抱病离开湖南,坐上了驶往上海的招商局立村轮。阳春三月,阳光明媚,沿江风景秀丽。轮船驶过,江面泛起一流翠波白沫,上下起伏,不歇的波浪,无尽的江面,碧波荡漾,把梁启超的思绪带到了远方:十岁秀才,十六中举,拜师康有为,广结挚友;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还有时务学堂,自己的每一步都浸润血汗,以拯救民族为己任。可如今却要逃离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阵地,还恶疾缠身,顽固贵族势力厚如磐石,难以撼动,犹己所不能为也。四面的山水清新秀美,山歌在峰峦间飞舞,一派欣欣向荣。梁启超心情为之一震,国虽危难,可国民仍有士气,自己仍有同路人,自己怎又能向病魔屈服,向顽固官僚示弱呢?

洋轮从身边飞驰,激起一波愤怒。是的,帝国主义虽强,可中国民心仍在,于是心情为之一缓,饭后与友人约:“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义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灭,仍须尽力进行。” 可见其临危不惧的豪情和崇高的爱国精神。

回上海后,梁启超精心养病,品味着平常人生活的甜蜜,这是梁启超一生中难得的温馨时光。然而梁启超不忘国危家难,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重大动向,思索着救国之法。

此时,光绪大婚,慈禧太后归政于帝。光绪面对着江河日下的清廷,决心力挽狂澜,振兴清廷,以免成为亡国之君。他读过西书,对世界格局有所了解,希望能通过变法来避免亡国之灾。于是,在其周围形成了以挽救清廷为核心思想的改革团体,被称为“帝党”。而为了捍卫自己权位,争取利益,顽固派和洋务派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形成“后党”,掌握着清朝的实际大权。光绪要变法,自然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社会上形成“帝后之争”的局面。

帝国主义方面,自从《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视中国为刀俎之肉,瓮中之鳖,肆意割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内地。中国民不聊生,大好江山被帝国主义一扫而空,煤矿、农产品、铁矿等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清廷上至光绪下到王公大臣都胆战心惊,束手无策。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康有为一边向光绪进呈《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一边筹划成立保国会,用来保国、保种、保教。梁启超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应康有为的要求,1898年3月,梁启超告别妻女,拖着病体,在康广仁的护送下前往北京,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

梁启超到京横后,随即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去了。此时的环境和第一次公车上书的环境相似。同是西方列强侵略高潮,同样是会试之时,梁启超这位中国的知名的新知识分子,公车上书的领袖,此时此刻犹如又回到了1985年那激情的时刻:激情的演讲,令人难忘的情景,百千举人会聚一堂,为国家,为民族撒热血,抛头颅,如今的景象何其神似。那吠狮般的愤怒,台湾举人揪心的血泪,仍在北京上空飘荡。梁启超感叹万分,决心重现当年盛况,随即和康有为一起连续发动了三次公车上书。4月初,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百名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改应试经济六科、政治外交,使举人们熟习农工商政经之学,以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和国内维新变法运动的需要。八股乃中国千年来取士之道,废八股无疑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必然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与仇视。《戊戌政变记》中的一节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书达于督察院,督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口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可见当时梁启超处境之危,有人甚至建议雇请保镖或化装躲避,梁启超却附之一笑,继续投身于维新浪潮之中,为运动四处奔走。

此时保国会已成立,维新势在必行。保国会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党色彩,通过了保国维新、救亡图存的章程,清晰地阐明了宗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内部构成、入会手续、会员权利义务以及纪律管理和财务开支等等,是康梁二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完美反映。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梁启超由国际国内形势开始,以其热情激扬的爱国情操给与会者作了一精彩演说。他说:

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殆几于醒矣,其议论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夫天下之事可为、不可为,亦其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不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闻也。

他晓以情,动以理,用民族思想彻底打动世人的心弦,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不久,保川会、保浙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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