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有话要说:
☆、买下“房改房” 和“集资房”
父亲刚从部队转业时进的单位是物资局,在1982年的时候,单位根据父亲的职务给父亲分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叫“公房”,一个月只需要缴纳5元租金就可。尽管后来父亲调到了群英大学工作,但是商家还住着物资局的房子,不过每个月租金涨到了20元一个月。
父亲从一个单位调到了另一个单位,商家还住着原单位的房子,这种现象在当年很普遍,反正住的都是公家的房子,原单位领导一般不会充当这个恶人,让商家无地容身。再说父亲的战友任江涛任伯伯是副局长,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商家踏踏实实地住了十年。
从1993年开始,群英市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住房制度改革,俗称“房改”。物资局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父亲要把分给父亲的公房买下,否则商家就要被扫地出门。房款经过工龄折合等方式计算出来,商家需要花一万两千元钱购买物资局这套公房。而当时商家的全部资产才2000元,必须要借到一万元。
经过父母的八方奔走四面求助,终于买下了物资局这套房子,也就是商家的第一套房子。接下来商家就要开源节流,偿还债务了。
经过一年的努力,在1994年年底,商家已还了3000元。虽然还有7000元的债务,但其中有5000元是商甲琰的大伯借给父亲的,大伯发扬风格说钱不要了,就当赞助父亲了。另外2000元是姥爷的钱,母亲想着自己一直对父母很孝顺,娘家的钱可以缓一缓再还。
1995年初,群英大学盖好第一批福利房,也叫集资房。本来商家没有能力购买第二套房子,毕竟第二年商甲琰就会面临高考,考上大学以后,学费住宿费杂费等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何况旧债未除,新债怎么能再添呢?
就在这时,商甲琰的大姑把远在南方的奶奶送了过来,理由是“儿子给老娘养老送终,理所当然”。母亲当然不乐意了,在家里闹得鸡飞狗跳。商甲琰和乙瑾也觉得烦不胜烦,学习成绩都有下滑的趋势。
商甲琰知道如果让奶奶过来住,家里以后别想太平。一来物资局的房子只有两个卧室,其中一间大卧室还兼着客厅,小卧室放两张床放不下。二来以前奶奶在家里住的时候,和母亲隔三差五就会干仗,摔盆打碗谁也不让谁。父亲觉得自己就像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只好把奶奶送回南方大姑家,按月寄点生活费才算了事。
父亲试着写信给大姑商量,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让“老娘”过来住。但是父亲被大姑声泪俱下的讨伐着,“老娘在你9岁时开始守寡,千辛万苦拉扯你长大,临到老了老娘还不能享一点福,就连你家都不能去。”
最后大姑还使出了杀手锏,说道:“如果不是为了让你和大哥出人头地,我怎么会在农村修理地球?直到现在还没有工作,靠你姐夫养活,生活得一点也不快乐。”
看到大姑的回信,父亲陷入了沉默。
是啊,大姑年轻时学习成绩很好,考上师范学校,快毕业的时候赶上“文革”,停课闹革命。但由于家庭成分好,大姑有两次招工进城的机会,都主动放弃了。因为大伯当兵走了以后,家里缺少壮劳力,大姑要和奶奶一起干地里的农活,还要帮着照顾父亲和小姑。
因为大姑是农村户口,因此被家庭所累过了试婚年龄,最后只能委屈嫁给了大姑父。大姑父当时是一名工人,虽然在那个年代工人阶级很吃香,但是因为大姑父右脚跛,所以被人看不起无人肯嫁。就这样大姑和大姑父两个大龄男女,经人介绍凑合在一起了。
大姑父因为身体原因,总在外面被人嘲笑欺负,回到家就拿大姑出气。大姑因为没有经济收入,只能忍气吞声。但是奶奶住到大姑家,看到大姑父对大姑呼来喝去,当过村里妇女主任的奶奶,怎么会不替大姑出头?那段时期,大姑家整日里鸡犬不宁,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商甲琰提出把奶奶送到大伯家里住。但是又被父亲否定,说是大伯副团转业到辽宁省,娶了大伯母为妻。大伯母和绝大多数东北女人一样野性强悍,根本就不让奶奶进过一天家门。何况还用了你大伯的5000元,拿人钱财怎么好意思让你奶奶给大伯添麻烦。
“住你妹妹家,我们出生活费,”这句话是母亲提出的。但是父亲认为不妥,商甲琰的小姑夫开了几年饭店,刚发了财就有外遇,小姑正和小姑父打官司离婚。小姑自顾不暇,怎么能照顾好奶奶?
大势所趋,奶奶只能来商甲琰的家中生活。为了避免商家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父亲用“全国房改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我们这套房子将来百分之百会升值,所以买下来只会赚不会亏”这句话说服了母亲。母亲同意买下这套房子,让奶奶去住。
1995年,商家备战第二套房子。商甲琰的命运由此转折,开始在红尘之中颠沛流离,跌宕起伏。
作者有话要说:
☆、商家遭遇“逼债”
1995年的夏天,商甲琰的高二暑假。父亲把房款交给了英大,购买了一套两室一居,二楼60平方,住进去还会通煤气,即卫生又不污染环境。
父母自从买下第二套房子,便节衣缩食,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瓣花。商甲琰和乙瑾虽然正值妙龄,但几乎没有新衣服穿,全是亲戚朋友淘汰下来的。商甲琰记得那时候三姨给商甲琰的旧衣服最多,旧衣服穿在商甲琰的身上,显得肥大极为不合体。
商家的经济本就困顿,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先是商甲琰的大堂姐打电话来催要5000元,话语极其恶毒,“赶快还钱,否则就是不要脸。”父亲听见此语如遭雷击,气得又去住院。父亲根本就不会沾大伯的光,等到手头松的时候自然就会给大伯寄过去,但没想到会被大堂姐辱骂。
接踵而至的是商甲琰的姥爷,姥爷拄着拐杖亲自来到商家,向母亲讨要2000元。母亲哀求父亲宽限到年底,承诺给姥爷一定的利息。当姥爷听到提到“利息”二字时,开了尊口说“虽然我等钱用,但是女儿的事情应该放在第一位,等到年底再还吧。”然后母亲强作笑颜送姥爷回家,等到无人时母亲的泪水无声地流下。
商家所遭遇的两次“逼债”,商甲琰都在场。当着父母的面,商甲琰的眼泪强忍着没有流下来。但是背地里商甲琰哭了好几次。商甲琰替父亲难过,人到中年仕途不顺又被亲人所辱。同时商甲琰也为母亲不值,母亲就像蜡烛一样为姥姥家奉献着光和热,但依旧被姥爷追债上门。
商甲琰很想尽孝心来帮助父母,提出过退学去打工,为家里增添一份力量。但商甲琰的提议被父母拒绝了,毕竟过完暑假,就是商甲琰人生的关键时刻——高考前夕。
虽然国内外有很多人批判高考制度,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有挤过去的不见得就是庸才,也许只是偶然的失误。而考上的学子也不一定就是国家的栋梁,或者只是题海战术的获益者,或者只是高分低能。但按中国的国情,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倘若谁能顺利考上一所大学,就会有稳定的工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铁饭碗。何况那时的民营经济并不发达,找工作不好找,就业率极其低下。
1995年过了暑假,乙瑾就要升初三,当时因为受家里环境影响,学习成绩在重点班里倒数第三。班主任老师说照这个趋势,乙瑾别说考培英高中,就连上一般的普通高中都成问题。商甲琰心里为乙瑾着急,不愿乙瑾耽误学业,没有锦绣前程。
于是商甲琰找了一份饭店服务员的暑期工,所得的微薄收入全部用到家里。商甲琰没有像同在一起打工的女孩那样,一开工资就为自己买漂亮衣服,吸引肤浅的男孩。商甲琰打工时的饭店老板还劝商甲琰应该去好好复习,迎接高考。但是商甲琰认为身为家中一份子,又是长女,有义务承担家庭的重任。至于学业,商甲琰顾不上了。
“打工”这个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并不普遍,特别是像商甲琰这样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都是天天学习,尽心竭力地把学习成绩提高再提高。不夸张的说好学生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些别的。
暑假以后,商甲琰继续在饭店打工,有时候上课时间和工作时间冲突,商甲琰就会逃课。刚开始逃课,商甲琰有种负罪感,苦闷之余就对文朝晖倾诉。文朝晖倒觉得无所谓,安慰商甲琰说商甲琰的基础好,打工不会影响商甲琰的学习,再说高三基本上是复习,只要商甲琰空闲时间多用用功就行。
紧张而又充实的高中不知不觉间结束了,育才高中爆了个大冷门,本科居然考上5个,而且全是一本。但商甲琰的高考成绩考得很不理想,没有考上本科,只能上个普通专科。
母亲劝商甲琰去复读,但是被商甲琰拒绝了,因为家里还在困难时期,乙瑾虽然只上了一个很差的高中,但是如果努力前途不可限量。所以商甲琰选择去群英大学上学,离家近可以省住宿费,做为子弟还可以少交一半学费。
文朝晖填志愿时被家人所迫,报考了衡中省警校。虽然后来文朝晖考上了衡中省警校,但内心里文朝晖根本不愿去上,因为文朝晖不愿意当警察。文朝晖反而很羡慕商甲琰能自主择校,但商甲琰非常沮丧没有考上衡大。
看到商甲琰难过,文朝?